□ 袁朝慶
每年過年在買葵花子、花生、松子、西瓜子、葡萄干、南瓜子時，都會買一些水果糖，有大白兔奶糖、薄荷糖、阿爾比斯糖等，妻子買了圓形個大糖果盒 ，設計比較精巧，中間一個小的圓和六個扇形把糖果盒分為七個小空間 ，瓜子花生之類放一圈，中間放著水果糖，春節過后所有的東西都吃完了，水果糖還是臘月三十放的那一大把，直到夏季糖和糖紙粘一塊了才清理。今年春節妻子說不買糖果了，買了也沒人吃，我說，還是少買點吧，花花綠綠的糖紙看著有過年的氛圍，再說過年怎么能沒有糖呢。
小時候老是盼過年，農歷六月剛過就開始掰著指頭數天數，算離過年還有多少天。其實盼過年主要是看能不能穿上新衣服，再就是過年能吃上糖。買布需要布票，每人每年只有幾尺，要積累幾年才夠做一身新衣服 。布票還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沒錢。那時的農村，家家戶戶都窮，衣服是不分季節的，冬季下身穿兩條單褲子，上身貼肉穿一件寡襖子，外面穿一件能遮丑的外套，夏季改穿一條單褲子，棉襖一脫外套就變成了夏裝。我們家弟兄姊妹多，我哥的衣服 穿不上了我穿，我穿不上了給我弟弟穿，每一件衣服都打著補丁。所以，過年換新衣服只是夢想，可遇而不可求，過年只剩下和糖有關了。
我說的糖是農村的土糖，我見過的土糖有兩種，一種是玉米熬的，顏色微黃，還有一種是紅薯熬的，顏色發黑。在那個饑餓的年代，用玉米熬糖不僅是奢侈，而且是浪費。毛主席說，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所以，一般沒人用玉米熬糖，即就是紅薯，大多數地方也是充當主糧的，哪有多余的用來熬糖。
陜南有個明顯的特征，沿川道和丘陵地帶土地平曠，水利條件好，但人口密集，人均耕地少，山區一條溝幾戶人家，人均耕地多，但都是靠天吃飯的坡地。我老家大溝口處在山區和丘陵交接地帶，人均水田有九分左右，另外還有近三畝坡地，雖然生產隊把大部分稻谷和小麥都上繳了公糧和購糧，但秋季的玉米紅薯產量還是不少。我們家人口多，掙工分的也多，每年都能分兩大紅薯窖紅薯。所以，每年臘月我母親都會熬一鍋紅苕糖。
熬紅苕糖并不簡單，提前要做很多準備工作。農歷九月，當小麥種下地后山區就進入了貓冬季節，整個冬天主要是進山砍柴，以備足來年生火做飯的燃料,其他時間就貓在家里烤疙瘩火。進山砍的梢子柴熬糖是不行的，因為不耐燒，火勁也不夠大。當柴砍得差不多時，母親會提醒我們，把自留朳的花栗樹砍一塊吧，我熬糖好用。砍花栗樹需要一把力氣，而且砍倒時把握不好方向樹梢下來會砸到人，如果樹兜彈起來更危險，一般都是我哥帶著我和弟弟完成，一根一根背回家里后，就成了我和弟弟的事了，我用鋸子截成一尺多長，鋸的過程中鋸條發燒阻力大，需要我弟弟用壺對準鋸口不停澆水，鋸完后我在用斧頭劈成塊子柴，整整齊齊碼在屋檐下。柴在屋檐下自然烘干后母親開始做麥芽，她取一碗麥子淘干凈，用水泡一天后把多余的水濾掉，平鋪在一個盆子里，上面蓋上厚厚的布，放在暖和一點的灶臺附近，一個周過后就長出了麥芽。準備工作算是完成了。
熬糖的那天，母親起了個大早，讓我哥帶著我姐，還有我和弟弟，到半山坡的紅薯窖把紅薯弄回來，我們挑的挑背的背，費了一早上功夫，紅薯堆了少半間屋。吃罷早飯，一家人開始忙活，我和弟弟負責洗紅苕，我姐負責把紅薯剁成丁，母親再把剁好的紅薯丁一鍋一鍋煮熟，全部煮完后裝在一個大木桶里，母親把麥芽剁碎倒進去，再充分攪拌，約半個小時后開始加水充分稀釋，稀釋后用紗布過濾，紅薯渣用于喂豬，濾出的糖水裝上一大鍋開始架大火燒，剩余的糖水裝在木桶里，等鍋里熬成半鍋了再摻進去，要把幾大鍋淡淡的糖水熬成很稠的糖稀，需要十多個小時，要燒掉一人多高一堆柴。小時候，我比我的三姐和五弟懂事早一些，糖熬到十點左右，已經沒啥技術活了，剩下的就是把桶里的糖水往鍋里加，把柴火往灶里填，我發現母親已經非常累了，就讓她去休息，母親不放心，害怕我在柴火堆跟前打瞌睡，反復叮嚀，快熬好的時候叫她起來。前半夜還好，到后半夜眼皮開始打架，但因為時不時地起身往鍋里加糖水還能堅持，凌晨五六點時只有添柴一項任務，我還真迷迷糊糊睡著了。好在母親比較精心，把我叫醒了，她開始炒苞谷珍，炒好后鋪在一個竹編的簸簸底部，然后把鍋里的糖稀搯起來倒進去，最后只裝了大半簸簸，冷卻后很堅硬，我們叫作板糖。
母親還是比較偏心的，每次裝糖的時候鍋里故意留一些，她往里面再加點水讓糖稀變稀一點，再取兩個比較好的紅薯洗凈削皮切成片，下在糖稀里燙熟，裝在一個大碗里是給我的特殊待遇，我和我的兩個弟弟自幼感情比較深，所以我也沒獨享。
到過年的時候，母親讓我們挖些觀音土，用觀音土把刺苞谷炒成苞谷花，把黃豆炒炸腰，再把板糖化開制作成爆米花糖、黃豆糖，年份好的時候也做少量芝麻糖和凍米糖，既是招待親戚的糖果，也是我們垂涎已久的奢侈品。
過年時也炸一些干土豆片、面角子，還炒一些花生，這些連同芝麻糖、黃豆糖、凍米糖都是招待親戚的，只有捏成團的苞谷花可以不受管制的吃，但苞谷花上沾的糖非常少不太甜，而且粗糙口感差。那時各家各戶的情況都差不多，所以走親戚拜年時我和我三姐還有弟弟都想去，為的是在親戚家能多吃一點糖，因為我相對懂事一點，多數情況都是我勝出。母親雖然沒啥文化，但卻是個明事理的人，每次出門前都要叮囑，到親戚家不能真當客人，要幫著干些活，要懂得敬長輩，上桌子不要坐錯位置，吃飯吃糖果要斯文，不能窮吃餓喝吃相難看，走的時候要邀請親戚到我們家來玩，給啥東西盡量推掉不要。母親說的我都做到了，唯獨往我荷包里裝芝麻糖之類的東西我沒推辭，我想著帶一點給三姐和弟弟吃。
過年最喜歡給姨媽和姑媽拜年，因為她們會悄悄給我手里塞兩顆水果糖。那時，供銷社的商店里擺的有白糖和紅糖，但你要有糖票才買得到。糖票并不是普發的，只有得了肝炎、肺結核之類的病，持醫院診斷證明到生產大隊開介紹信，再持介紹信找公社書記簽字才能領到糖票，一般也就半斤一斤，給兩斤糖票都非常少。而紅糖也一樣，只有生孩子坐月子時，大隊開介紹信，公社書記簽字才能領到糖票，一般只是一斤。
那時供銷社和農村的代銷店還有水果糖，那是唯一市場化供應的洋糖，但價格很貴，最便宜的一斤都要九毛錢。一斤大概一百顆，因為農村窮，代銷店大多都是論顆賣的，一分錢一顆。過年時，家境略好一點的會根據親戚家里的孩子數量稱二三兩，上門拜年走的時候悄悄塞兩到三顆。
那時錢很金貴，小孩子口袋里是沒有錢的，因為你上學、給家里買東西父母都算挨了，余款要交回。唯一一次是我上初一時，給父親跑腿剩了5分錢，父親那天心情好賞給我了，在我口袋里裝了一個多月也沒花出去。星期六下午從學校回家時，陳勇約我一塊回。陳勇的家在我老家小學附近，他父親是地質隊的司機，他母親周老師是我的小學老師，陳勇從小學到初二都和我同班，上小學時我們學習成績差不多，上初中我成績明顯好于他。我回家必須要經過小學，所以經常遇到周老師。有一次，期中考試后她問我的學習成績，我如實報告，她就說，我們陳勇是不是在學校上課沒好好聽講，或者不好好寫作業，我說沒有啊，他學習很刻苦認真。她說，那為啥他學習退步了？我想了一下我倆在學校表現也沒啥不同，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冬天穿得厚一些，因為經條件稍好一點打飯打得多一點。我就說，你給他穿得太暖和了，加上吃的有點飽，上課容易迷糊。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他說，你把我害慘了！現在我媽不讓我吃飽，也不讓我穿暖，你應該說我營養不良大腦供血不好。我趕快給他賠禮道歉，說我當時想不出啥好理由。走到火車站那個代銷店時，他說，我口袋還有五分錢，我們買幾個水果糖吃，以后我媽在問你啥，想好了再說。到代銷店他掏出5分錢說買五顆糖，營業員說沒有，只有一種圓球狀的大水果糖，一毛錢五顆，陳勇說4分錢買兩顆行不行，營業員說起點就是一毛錢五顆，我想起口袋里還有五分錢就湊一塊買了五顆，分糖時他給我三顆我不要，說給他多分一顆就算我賠罪，他也不愿意，最后他把一顆糖放在窗臺上，找了個小石頭沿中線一敲，整整齊齊兩瓣，一人吃了兩顆半。
除了過年，平常是見不著糖的，好在大自然的安排總是那么有人情味。農歷二三月，漫山遍野的野花開的姹紫嫣紅，其中有一種紫色的花讓我們特別興奮，花苞長長的，中間是空的，里面藏著一滴帶清香的糖汁，我和姐姐弟弟打豬草時經常能見到，立刻摘下來用嘴一抿，那一滴糖汁就進嘴里了，后來我知道那是丹參的花苞，但我始終沒見過丹參花開的樣子。
那時，所有地里都種著莊稼。由于種子都是從頭一年收成中選的，種出來的莊稼也是很有個性。我老家坡地多，夏季漫山遍野都是玉米，絕大多數苞谷稈上都是規規矩矩的長一個大玉米棒子，也有表現超好的長兩個而且籽實飽滿，還有喜歡炫耀的把玉米棒子長在天花位置，也有少部分就像平胸的女人，只象征性的長個小玉米棒，撕開后只有很小個玉米芯，基本不結仔。這種玉米稈不太粗壯也不太高，但看起來緊湊結實，但恰巧這種玉米稈含有大量的糖分。初秋時節，遠遠的我們一眼就能看出來，趕緊砍下來大快朵頤。
大人們沒錢給我們買糖吃，他們自己也沒錢買酒。但逢年過節、給老人祝壽、農忙請人干活，沒有酒是不行的，只能自己烤土酒。烤酒的原料有大米、玉米、紅苕、馬桑樹泡、甜高粱稈，在饑餓的年代用大米和玉米烤酒基本不可能，紅薯烤的酒據說喝著脹肚子，用馬桑樹泡烤出來的酒有微毒，所以溝里就有人種上一小塊甜高粱稈。剛種上就被我們瞄上了，等到頂部抽出穗子就知道能吃了，打豬草時瞅著沒人鉆進去，砍一根迅速剁成短截裝在背簍里用豬草蓋上，找個沒人的地方大爵起來。像我們這種“小偷糖賊”溝里有幾十，最后等烤酒時甜高粱稈只剩一半了。
糖和過年的記憶深入骨髓，幾十年來，隨著時間越來越遠，記憶反而越來越深。絕大多數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人，都會有無法排解的鄉愁，其實鄉愁是無法回去的童年和少年。所以，糖吃到嘴里是甜的，但細細品味，其實后味都帶著淡淡的苦或酸。
小孩子喜歡吃糖是天性，但經歷生活磨礪的成人才真正懂得糖。糖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如同生活中甜美不是常態，無論土糖和洋糖，都經歷了水深火熱與壓榨，如同人，只有經歷了平淡和艱難困苦才能體會生活的甜蜜，所以，糖把艱辛的苦和酸楚注入了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