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建春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的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
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有些人把文藝為人民服務理解為群眾喜歡什么、需要什么，我們就寫什么、演什么，這是片面的，是不講原則、不守底線和討好賣乖的表現。試問有人喜歡看黃色、暴力、低俗的，你能寫、愿演嗎？習近平總書記講，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職責，應該用獨到的思想啟迪、潤物無聲的藝術熏陶啟迪人的心靈，傳遞向善向上的價值觀。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把崇高的價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導人們向高尚的道德聚攏，不讓廉價的笑聲、無底線的娛樂、無節操的垃圾淹沒我們的生活。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繁榮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在文藝創作上，允許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題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時存在，自由發展。
生活中，常聽有人說，我是搞文學創作的，從不寫新聞報道；還有人說，我是寫散文的，從不寫什么曲藝。從他們的語氣中，我嗅到不屑寫新聞和搞群藝創作的味道。
我以為，撰理論、采新聞，使人思維敏捷，邏輯嚴密，語言精煉，能培養人的洞察力和政治敏銳性；寫詩歌，需想象，能鍛煉人“穿越時空”的超強能力；編戲曲，講究結構布局，人物刻畫，使我們更注重故事性、觀賞性和“出乎意料”。各個文種，不是水火不容、截然分開的，大家同在一個游泳池，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都好看，相互欣賞才賞心悅目。
偉大的作品一定是對個體、民族、國家命運最深刻把握的作品。君不見大凡流傳下來有影響的作品，哪一個不是站在民族國家生存發展的制高點去審視、去確定作品的主題和描寫的手法？那種卿卿我我、沒骨沒肉、無病呻吟、故作多情的文章，終究會被人唾棄。
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是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從事新聞報道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原則，也是作家創作出優秀作品的法寶。
習近平總書記說，只有扎根腳下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文藝才能接住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馬克思說：“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以為人民不懂得文藝，以為大眾是“下里巴人”，以為面向群眾創作不上檔次，這些觀念都是不正確的。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高高在上，以旁觀、窺探姿態，不身入、心進、情到，是融不進群眾、寫不出百姓喜愛的人民文學的。只有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藝術之樹才能常青。
創作倘若沒有生活，就如同武術沒有功底，技巧再高明，也是“花拳繡腿”。書本是理論、是捷徑，是教我們寫作的技巧，如同武術的套路；生活是實踐、是積累，是我們寫作的源泉，如同武術的基本功。
柳青精神可以說是文藝領域以人民為中心的藝術探索精神，這就是：深入生活，深入時代核心；胸懷理想，講述中國故事；精益求精，勇攀藝術高峰。柳青說過：“作家的傾向，是在生活中決定的，作家的風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深入生活、貼近社會、反映時代，不只是創作方式方法的問題，更是作家對國家和人民、對社會和時代的責任問題。一個對國家和人民、社會和時代有責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會對國家和人民有愛，會對社會和時代有擔當，他的作品就會追求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
在文學史上留下不朽的傳世作品的文藝大家們，曾經撐起他們生活時代的文學天空，就是因為他們把眼睛看向火熱的生活現場，看向大地的深處，這是從事文藝創作的本分與良知。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真誠希望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們時刻銘記自己的責任與使命，永遠保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與社會同呼吸共命運的作風，用科學的態度和真實的筆觸去關注、去記錄，創作出更多具有時代精神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