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德權
周六回家，妻給媽包豬肉蘿卜餃子。老媽在熱乎乎的烤火桌邊吃完一大碗后，放下筷子說：今兒把大年初一都過了！
所謂“好吃不過餃子”。在老媽的生活認知里，只有年初一才能吃上餃子，且年初一必應吃餃子。無論時代發(fā)展、人事變遷，這是一種定式，不可更改。至于為什么，倒無需多想。
我媽本不是個有儀式感的人，這點兒和父親截然不同。父親在時，很重視年節(jié)。一進臘月，就會放下它事，專心忙年。所好臘月收種農事已畢，一切活動便都以過年為中心：砍柴、除塵、打疙瘩；燒酒、蒸饃、熬糖、殺年豬；做衣裳、磨豆腐、炸麻花、請門神、糊燈籠、寫對聯……
忙年的每件事，是絲毫不能馬虎的。比如除塵，一定要在臘月二十四小年祭灶之日，要吃麻糖，要打掃清洗干凈里里外外的一切。自小年始，就不再向鄰居借東西；打疙瘩，要為三十夜火塘專門預備柏木的，講究的是“三十夜的火，十五夜的燈”，要比哪家火塘火大，疙瘩耐燒、有香氣；糊燈籠、寫對聯，更是辦年大事，不容疏忽。自我會寫大字始，每年都要在父親的審視下，莊重地在紙糊的門燈上寫下“安徽省安慶府”“宿松縣大槐樹”兩行字。父親說，那是我們上山祖的老家，也是我們的“根”，要教育子子孫孫永遠銘記。于是那個長江下游遙遠的地方，從小就深深地根植在了我的記憶里。盡管我想不明白，先祖當初為何要背井離鄉(xiāng)溯流而上，一路漂泊流落到此窮鄉(xiāng)僻壤；我也常常在想那棵大槐樹的模樣，不知道時隔幾個世紀多少寒暑，春天來臨它是否還會再發(fā)新綠。
除夕當日，便是各家各戶忙年的頂峰：一大早，家家戶戶里里外外拾掇清掃得干干凈凈，門頭大紅燈籠高掛，大門上是威武鮮艷的新門神，門枋上是墨跡未干煥然一新的新春聯；婦女們忙著洗菜煮肉殺雞剖魚，廚房里氤氳的是霧氣、香氣，引得饞嘴的貓兒狗兒小孩兒圍著灶臺打轉轉。印象中的三十中午，父親掛好燈籠、貼好對聯，準備好祭祖的火紙、香炮之后，便會凈了手臉，換上簇新的衣裳，背手踱步挨家挨戶去看人家的新對聯，說些“年辦得齊、年過得好”之類的吉利話——放在平日，這類客套話他是絕說不出口的。
父親在時，三十下午飯前放炮后，必先凈手給祖先上香燒紙，神態(tài)肅穆。他常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特別強調祭祀的“誠意”，說既然祭拜，就要誠心誠意，祭祀祖先時，就好像祖先真的在那里，祭祀神時，就好像神真的在那里。我年少時不懂，現在方明白，年節(jié)祭祀并不是敬畏鬼神搞封建迷信，而是要慎終追遠、繼承道統。《左傳》里劉康公說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是國家大事，同樣也應是小民之大事了。
年少時，沒有電視、網絡，團年飯后，先去給祖先上亮，再去一家家陪長輩守夜。所謂守夜，無非是陪長輩喝酒，在酒桌上、火塘邊匯報思想和學習情況，聆聽長輩教誨。三十夜的火塘，是家庭版的“道德講堂”。至今我還記得，幾十年前的那個三十夜，我和長輩們在火塘邊烤火，父親就著爐塘柴火光，用火鉗一筆一畫在塘灰上教我寫“人”字的場景。他說，“一撇一捺寫個人，一生一世學做人；人字兩筆好書寫，人這一生不易做。”做人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生的修行。盡管父親早已作古，可年三十夜的諄諄教導一直言猶在耳，時刻讓我自勵和警醒。
三十夜的樂趣，印象最深的當數那次和小哥一起挨家逐戶的“出行”——老家舊俗，把大年初一放炮迎新叫做“出行”，即在年初一五更過后，一家人洗臉凈手穿戴一新，在場院擺一張方桌，用酒肉香紙敬過天地后，放銃放炮，祈求一年好運。那年三十夜，我們哥幾個喝酒談天，開始時濟濟一堂，后半夜只余我、小哥和兩個侄兒。正無聊賴，侄兒提議說，今晚上各家都買有現成的炮，既然喜歡放炮，何不沿家沿戶放個痛快？這個建議頓時讓我們都興奮起來。我們幾個馬上就提了燈籠手電，準備了火柴打火機，挨家挨戶靜悄悄地推開門，搭凳子取了堂屋樓枕上掛著的大餅子炮，放了八仙桌上裝好了火藥的三眼五眼銃，等主人聞聽槍炮聲穿衣下床，我們一干人早已忍不住笑，一路小跑到下一家胡鬧去了。
那晚，我們上坡下河，跑了幾里路，從半夜兩點多一直忙到六七點，幫一二十家完成了大年初一最重要的“出行”。當晨曦微露，新年的第一縷曙光從東方初現的時候，我們已經完成了一項重要的年度“助人為樂”任務了。
日往月來，時移世易，人生倏忽半百。然而年少時的那些年節(jié)往事、那些故人，歷經歲月沉淀卻愈發(fā)清晰。如今的孩子，趕上了飛速發(fā)展的信息時代，連曾經億萬人矚目的春晚都關注甚少，鄉(xiāng)村年節(jié)曾經的那些火塘亮光、燈籠上的字跡，以及年初一的出行炮聲，早已寂然遠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