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賽季中超，涉及球員、教練、俱樂部官員的禁賽多達247場。 /新華社
隨著上周末聯賽最后一輪比賽的結束，2017賽季中超聯賽已經落下了帷幕。“亂世中超”的說法早已被大家熟知，但仔細比較之下，似乎只有今年的聯賽才特別符合這一說法，因為今年的“亂”，不僅僅體現在成績的競爭上，更體現在聯賽整體運營、管理等多方面。從年初的U23新政、外援限制政策，到聯賽下半段的“轉會調節費”，乃至貫穿了整個賽季的一張張重磅罰單，都讓2017賽季在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歷史上，以獨特的方式留下了屬于自己的一頁。
新政利弊共存
今年年初，中國足協頒布了有關U23新政的具體措施，即在2017賽季中超、中甲聯賽中，上場運動員名單中應列入至少兩名U23國內運動員(1994年1月1日后出生)，其中一名U23國內運動員應為首發運動員。也就是說比賽18人大名單中必須有兩名U23球員，而且必須有一個U23球員是首發球員。
受益于這項政策，我們的確在今年的聯賽舞臺上見到了一大批極具實力的U23球員，天津權健的劉奕鳴、鄭達倫，廣州富力的黃政宇，河南建業的胡靖航，重慶當代力帆的南松以及北京中赫國安的巴頓都是這個賽季U23球員當中的佼佼者，當然還有從中甲聯賽直接晉升國家隊的北京人和小將鄧涵文。即便沒有U23新政的出臺，這些球員的能力也足夠立足中超聯賽，但從客觀上來說，這項政策畢竟是對年輕球員的成長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這項政策對于年齡段的限制，也催生了許多衍生問題，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球員成長期過短。說得通俗一點，一旦今年還在適齡階段的U23球員無法在球隊中立足，明年立刻就會面臨失業的風險。與此同時，許多原本在球隊當中能夠占據主力位置的非U23球員卻因為這項政策面臨坐冷板凳甚至是失業的風險。
日前，足協已經宣布明年的中乙聯賽正式“擴軍”，隨著各級別聯賽體系的形成以及俱樂部數量的增加，中國職業聯賽將會逐漸形成足夠的體量和容量來容納逐漸增長的球員數量。但對于聯賽的監督和管理，依然是保障球員權益的重要環節，而這也將是新加入職業聯賽的俱樂部以及聯賽管理者需要警惕的環節。
為了限制不斷溢價的外援轉會市場，足協在頒布U23新政的同時，也頒布了外援限制政策，即本賽季一直實行的“三人制”政策（注冊外援4人，每輪上場3人次）。從本賽季的過程來看，無論是爭冠集團、第二集團還是保級集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這一政策的影響。這是由于足協在出臺此項政策時，各家俱樂部基本完成了外援引進和技戰術體系打造的工作，而一紙新政的出臺使得球隊的許多工作都面臨重來的局面。在政策出臺時間的合理性方面，中國足協還需要對實際情況進行綜合把控，保證職業聯賽的有序推進不受影響。
重拳頻出的標準是什么？
本賽季，中國足協加強了2017賽季裁判員的判罰尺度以及對于違規球員的處罰力度。于是，就有了本賽季中超創紀錄的100多張罰單和總金額高達276萬元的罰款。涉及球員、教練、俱樂部官員的禁賽多達247場，16家俱樂部有15家受到處罰，只有河北華夏幸福俱樂部沒有被處罰過，這都創下了中超的歷史紀錄。
雖然今年聯賽當中過多的罰單對于今年聯賽的爭冠、保級以及亞冠資格爭奪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在聯賽監督和管理方面，中國足協并沒有做錯什么。在聯賽水平越來越高的今天，對于成績的單方面追求早就不該是聯賽運營者關注的唯一終點。更何況，今年聯賽的半數罰單都指向了球員在賽場上的犯規和暴力行為。
但對于中國足協而言，處罰尺度統一了嗎？從秦升踩踏事件的停賽半年，到奧斯卡不理智舉動的停賽8場，再到張稀哲掌摑陳雷的12場，中國足協的處罰標準到底是什么？我們似乎在閱讀了相關文件之后，依然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準確的答案。再者，處罰，是聯賽監督和管理工作唯一的手段嗎？每輪聯賽過后，我們都能看到中國足協開出的一波又一波的罰單，但在這些罰單出臺之后，中超聯賽的暴力場面，真的有所收斂了嗎？
這一切，目前依然沒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