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赤衛團”醞釀革命兵變

1931年3月，何繼周、沈啟賢（沈繼禹）、徐海山、孟子明等陜南籍進步青年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十七師軍官訓練班（后改為西安綏靖公署步兵訓練班）受訓。訓練班有秘密的中共黨員和支部。“九·一八”事變后，共產黨員學員運用多種形式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團結教育廣大學員樹立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的思想信念。是年冬，何繼周、沈啟賢等分配到安康續靖軍一團（即沈璽亭團）擔任班、排長。該團原是一支由地方游勇武裝組成的部隊，十分腐敗，無軍紀可言。何、沈等深感與軍閥習氣格格不入，報國之志難酬，苦悶失望，悲憤滿腔。1932年11月，何繼周、沈啟賢等入沈璽亭團在平利縣城辦的干部教育班受訓。教育班大隊長張惠民參加過寧都起義，秘密向進步學員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作戰、紀律、生活等情況。12月初，賀龍率領紅三軍經安康東南部入四川，更激起了教育班學員的強烈反響，沈啟賢便聯絡何繼周、孫善堂（孫啟慶）、徐海山、茍樹林（敬樹林）、趙宏勛、孟子明、呂治平等人，秘密組織“陜南抗日救國赤衛團”，草擬抗日救國八條宣言，盟誓結業后，每人都要聯絡一批人員兵變出來，參加紅軍。次年7月平利干部教育班結業，“赤衛團”成員分配到該團各連擔任班、排長，便在下層軍官和士兵中秘密聯絡，計劃將全團拉出來。

1934年9月，安綏軍沈璽亭團改編為陜西警備第二旅第四團。12月，紅二十五軍入陜開辟那豫陜革命根據地，警二旅奉命入秦嶺山區追剿。這在客觀上給了何繼周、沈啟賢等人接觸紅軍了解紅軍的機會，大大促進了兵變的進程。

第一次起義 成立陜南游擊縱隊

1935年3月，警二旅在洋縣華陽鎮被紅二十五軍伏擊，傷亡慘重，全體官兵震驚，內部矛盾加劇，更堅定了何繼周等投奔紅軍的決心。

警二旅休整數月后，由漢中返商洛、安康秦嶺山區繼續追剿紅軍。1935年12月7日，四團開往柞水縣，先到達營盤宿營的四連，在七班班長張子新和士兵王展（王武林）的帶領下，一個排當夜先行起義國。形勢突然緊張，四團即向長安縣引駕回（地名）開進。途中，七連排長茍樹林因聯絡起義事泄被捕。西安綏靖公署急令四團開赴西安整訓。時任九連二排長的何繼周，頓感形勢緊迫、時機難得，急約沈啟賢、洪九疇、張孝德、劉寶山等密議：決定九連全連起義；接著又召集苗鴻鑫、劉炎德、趙振慶、張孝德、楊子珍、傅東山（傅世才）、張英才、周明等人，研究部署起義計劃和措施。12月11日夜，何繼周選派劉寶山、周明釣、傅東山、趙振慶在引駕回（地名）農民劉世杰家（連部），處決反動連長張錫武，以“執行任務”為由，率全連百余人起義，撤出引駕回（地名）。

起義部隊經大塔口進入秦嶺山區。此時紅二十五軍已離開陜南，何繼周與在鄂豫陜根據地堅持斗爭的紅七十四師取得聯系，請求改編和領導。當時紅七十四師組建不久，力量單薄，加之對何部不了解，表示干部很少無法派出，建議何部先不宜打紅軍的旗號，可以“陜南游擊隊”名義開展活動，至于是大隊、支隊還是縱隊，由何部自定。根據紅七十四師的建議，何繼周即宣布成立“陜南游擊縱隊”，何繼周改名“何振亞”，任指揮，苗鴻鑫任大隊長。下設三個中隊，一中隊隊長劉炎德，二中隊隊長趙振慶，特務中隊隊長張英才。

九連引駕回起義不久，茍樹林于被解往藍田縣途中脫逃，到漢陰縣龍王溝（今屬寧陜縣）參加陜南游擊縱隊。張子新、王展領導的四連二十四名起義人員也在寧陜、鎮安邊界與陜南游擊縱隊會合。

1936年1月29日，漢陰縣進步青年李伯亭聯絡二十余人，處決蒲溪聯保主任湯新吾，繳槍二十多支，組成一支游擊隊。2月8日加入陜南游擊縱隊。

陜南游擊縱隊進入陜南后，學習紅軍，在鎮安、柞水、寧陜、石泉、漢陰、安康等縣廣闊山區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12月26日夜，游擊縱隊逼近寧陜縣城，計劃與縣保安大隊副大隊長莫清高里應外合，奪取縣城，當發現紅七十四師已包圍該城，便主動撤離。隨后迅速向鎮安縣穆王坪進發，突襲當地保安隊，繳槍九支。二月三日晚又急速南下，襲擊石泉縣重鎮馬池（池河），保安隊聞訊逃竄，繳獲步槍三支和一批物資。就在此時，大隊長苗鴻鑫卻主張投敵做官，伺機帶人逃跑，經屢教不改，何振亞遂于2月中旬在移王坪將其清除，純潔了內部，由李伯亭任副大隊長。2月24日，游擊縱隊折返鎮安縣甕溝街，攻克四方寨，給地主武裝以沉重打擊，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游擊縱隊還以紅軍為榜樣，進行建軍和做地方工作。看到紅軍內部官兵一致，親密無間，他們也就廢除舊的軍閥制度，實行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看到紅軍打土豪，分財物，救窮人，他們也就打富濟貧，為群眾謀利益；看到紅軍紀律嚴明，和群眾建立了魚水關系，他們也就嚴格要求戰士，愛護群眾，幫助群眾，對違犯群眾利益的進行嚴厲處罰；他們還仿制紅軍軍旗、軍帽，翻寫紅七十四師的標語、傳單，發動和爭取廣大勞苦群眾。總之，他們努力以自己的行動來體現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陜南游擊縱隊堅持學習紅軍，打富濟貧，順應了秦嶺山區窮苦農民的要求。經過三四個月的游擊活動，發展到五百余人，編為五個中隊，由劉炎德、張孝德、陳漢杰、晏盛明、張英才分任各中隊的隊長。

運用“緩兵計”在曲折中發展

國民黨反動派為了“圍剿”鄂豫陜根據地的革命武裝，動用了第四十軍（龐炳勤）、第一師（胡宗南）、第四十四師（肖之楚）、第四十五師（李及蘭）各一部，以及陜西警一旅、警二旅等，共二十多個團的兵力。盡管游擊縱隊人熟地熟，依托深山密林，游擊作戰，發展很快，但因沒有共產黨的直接領導，困難重重。特別是1936年春紅七十四師轉戰到留壩、鳳縣一帶后，游擊縱隊頓感勢單力孤，加之敵人加緊“圍剿”，戰斗十分頻繁，又無后方接應，糧食、彈藥、醫藥等匱乏，處境艱難，有人動搖、叛變。在這緊急關頭，為了保存實力，何振亞等針對敵“改剿為招”的陰謀，采取“緩兵計”，有條件地接受了國民黨地方政府的兩次“收編”。

鎮安受編。1936年2月下旬，游擊縱隊在寧陜縣古山墩襲擊龐炳勛的二三○團一部，俘虜二人，優待釋放。以此為契機，3月上旬，二三○團團長朱家酥和鎮安縣縣長蘇光璧派副官常占彪、區團總馬洛齋到鎮安縣穆王坪，與游擊縱隊談判收編問題。何振亞與各隊長研究，決定采用政治策略與敵周旋，提出“撤走包圍部隊，提供給養”等條件，派楊子珍為代表，赴鎮安縣與朱家麟、蘇光璧談判。經龐炳勤批準，鎮安當局接受游擊縱隊條件，給游擊縱隊以“商州專署特務大隊”名義，一人一槍，在鎮安縣栗扎坪改編。二三○團所部撤退后，游擊縱隊移駐栗扎坪一帶，名為改編，實為休整。十多天后，敵駐隊代表逃跑，此次受編即告結束。

安康受編。鎮安收編破裂后，3月下旬，安康專員兼保安司今魏席儒指令漢陰縣縣長張一之，派漢陰士紳陳繼侯（原沈璽亭團團副）、張伯成（何振亞少年時的老師，原沈至亭團連長)，到龍王溝找游擊縱隊進行游說。何振亞與各隊長商議，決定再施“緩兵計”，利用合法身份到各縣開展策反工作，發展革命勢力，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接受“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務大隊”的名義，但不接受整編，（二）安康專署和保安司令部不得派員到游擊縱隊擔任職務，（三）歸編后的駐防地，大范圍由安康專署指定，但具體地點由陜南游擊縱隊自己選擇。魏席儒接受了這些條件。1936年4月，游擊縱隊經漢陰縣雙河口開往安康縣牛山廟，安康專署送來一批給養物資。牛山廟距安康縣城僅二十華里，不利于部隊獨立自主活動，何振亞遂借奉命赴安康縣北山“剿匪”之機，移駐距安康縣城一百五十華里，又為安康、旬陽、鎮安三縣結合部的東鎮（東溝口），為部隊獨立自主發展創造了條件。

陜南游擊縱隊接受改編后，采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安康專署進行了尖銳、復雜的斗爭。安康專署對游擊縱隊限編三百人，遣散多余人員；限令收回在外的游擊隊；強行派兩名副官駐隊監視；命令參加“剿匪”；抽調分隊長、班長到專署輪訓，企圖分化收買；捕殺副大隊長李伯亭和地下工作人員文考亭、祝敏濟、王宇輝等；軟禁何振亞之母作人質。陜南游擊縱隊則堅決將編余人員組成幾支游擊隊，分散活動，互相策應；先后派出五批地下工作人員，到各縣策動保安隊兵變；審查受訓歸來人員，清除叛變分子；在安康等地設立秘密聯絡站，掌握敵人動向；公開揭露安康專署殺害李伯亭等革命志士的陰謀和罪行，迫使魏席儒承認“此為部下所為”，陷于狼狽；限制敵副官的活動；以缺乏彈藥為由拒行“剿匪”；屯兵東鎮進行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這些針鋒相對的斗爭，挫敗了敵企圖以招撫消滅這支部隊的陰謀，從而保持了部隊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并有所發展，為后來的再次起義奠定了基礎。

在陜南游擊縱隊接受安康專署收編駐防東鎮期間，徐海山帶數人入伍，并于1936年4月底李伯亭遇難之后繼任副大隊長。

第二次起義 建立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

1936年5月，原在陜西警二旅四團手槍連任班長的沈敏（沈繼虞）從沈啟賢的來信中得知陜南游擊縱隊被安康專署收編，便從北平急回西安，找楊虎城憲兵營營長金閩生（中共黨員），請求解救游擊縱隊。金閩生同中共黨員楊江（楊文賢）、杜瑜華向中共西北特別支部書記謝華請示。西北特支決定派楊江、杜瑜華和沈敏到陜南做何振亞的工作，爭取把這支武裝掌握在黨的手中，并指定由楊江總負責。六月初，楊江等到達安康東鎮，何振亞、徐海山等態度明朗，表示接受黨的領導。

7月初，楊江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匯報工作。8月初，敵駐隊副官向魏席儒密報沈敏、杜瑜華在部隊很活躍，魏即連下三道手令，命何振亞在限時內將部隊開到安康城“整訓”，欲借機繳械消滅；同時以四十四師一部向東鎮推進，逼何部就范。

何振亞、杜瑜華、沈敏識破敵人的陰謀，遂一面表示執行命令，按時將部隊開到安康；一面決定在途中攻打安康重鎮五里鋪，把部隊再拉出來。

8月9日，部隊對外聲言赴安康整訓，撤離東鎮，夜宿茨溝。是日楊江帶杜超（中共黨員）趕回部隊，傳達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中共西北特支指示部隊立即舉行第二次起義，并以“西北各界救國會聯合會”的名義，命名組建“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任命何振亞為軍長，楊江為政治委員，杜瑜華為參謀長，沈敏參與領導協助何振亞工作，其他干部的任命由抗日第一軍自行決定。何振亞、徐海山等完全贊同并接受西北特支的指示和任命。杜瑜華和沈敏連夜編印了宣傳抗日救國的標語、傳單，何振亞、楊江等分頭對干部、戰士進行形勢教育和思想鼓動工作。全體指戰員革命斗志空前高漲，立即扯掉了特務大隊的領章、帽徽。

8月10日，部隊從茨溝出發，處決了魏席儒派來的副官，收繳了茨溝保安隊槍支，向五里鋪疾進。該鎮聯保主任及保丁聞訊逃跑，部隊于午夜順利進街，收繳了財主富商的銀元、生絲等貴重財物，拂曉撤出五里鋪。

8月13日，部隊在鎮安縣紫荊鄉劉大乾家大院（今屬安康縣）舉行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正式成立大會，宣布了以下決定：(一)命名部隊為“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二)何振亞任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軍長；沈敏任軍委主席兼宣傳科科長；楊江任組織科科長(為發揮非黨干部的作用，便于工作，大會前楊江與杜瑜華、何振亞、沈敏商量，決定不設政治委員，改設軍委，楊江自退軍政治委員職務改任組織科科長，負責全軍政治工作，推薦沈敏任軍委主席兼宣傳科科長）；杜瑜華任參謀長；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傅東山任供給處處長。（三)軍下編四個支隊、一個特務隊、一個偵察隊、一個少年先鋒隊。任命劉炎德為第一支隊隊長，杜輸華兼任指導員；張孝德為第三支隊隊長，楊江兼任指導員；茍樹林為第五支隊隊長，沈敏兼任指導員；晏盛明為第七支隊隊長；張英才為特務隊隊長；趙宏勛為偵察隊隊長；杜超為少年先鋒隊隊長兼指導員。（四）軍內成立“陜南抗日教國聯合會”，楊江、沈澈、何振亞、杜瑜華、徐海山為常委。

會上散發了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宣言》和《告民眾書》。干部戰士為部隊的新生歡欣鼓舞，慶祝勝利。

楊江和杜超離西安返回陜南時，帶有中共西北特支給中共陜南特委和紅七十四師的信。楊江在鎮安縣象元把信交給了陜南特委書記鄭位三。信中說明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是黨領導的部隊，請其給予支持和幫助。鄭位三等熱情接待了楊江和杜超，并留其住下，講解了中央1935年12月會議的決議精神，把繳獲的二萬多元郵票送給楊江，支援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

轉戰陜南 部隊迅猛發展壯大

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成立之后，揮戈北上，在鎮安、寧陜、石泉交界山區與敵周旋。九月一日，部隊路過石泉縣三官廟街，送信給太平寨寨主籌借軍糧，大地主賀元山、蔡樂成等自恃寨高墻厚，又有數十名寨丁把守，妄稱“進寨到槍尖上來拿”，并殺了送信的戰士。指戰員們怒不可遏，立即強攻破寨，消滅寨丁二十余名，繳獲火槍十余支及大量財物。次日進歪毛壩場，遭敵四十九師工兵營和地方保安隊夾擊，一支隊支隊長劉炎德犧牲，參謀長杜瑜華負傷。部隊突出重圍，迅速向云霧山轉移。

9月9日，沈啟賢、李傳民在商縣夜村處死反動連長杜培進，帶領陜西警二旅四團四連起義。沿途與保安團隊激戰，大多失散，沈啟賢帶八人、李傳民帶二十四人于10月中旬初先后在今寧陜縣龍王溝與抗日第一軍會合。為發揮沈啟賢與何振亞舊交的作用，更好地鞏固部隊，杜瑜華自退軍參謀長職務，改任組織科科長（此時楊江已二次赴西安匯報工作），推薦沈啟賢任軍參謀長。

部隊在寧陜縣龍王溝短暫休整后，轉移到安康縣北山一帶。9月17日，抗日第一軍與紅七十四師雙方領導人在安康縣棍溝口會見，商定劃分作戰范圍：抗日第一軍在鎮安縣以西活動，紅七十四師在鎮安縣以東活動。紅七十四師還向抗日第一軍贈送槍支彈藥一批。進一步密切了兩支部隊的關系。

10月15日，部隊重返安康縣東鎮。次日突遭敵軍襲擊，突圍中少先隊隊長兼指導員杜超被俘（后在漢陰犧牲）。數日后，在安康縣馬坪出其不意全殲王普三保安隊，繳獲步槍二十余支。繼在鎮安縣楊泗廟鄉火石溝口與敵軍一部激戰，此傷敵二十余名。11月中旬，部隊轉移到洋縣、佛坪一帶活動。11月23日，在洋縣周家坎夜襲敵五十一師領運彈藥的連隊，繳獲部分武器彈藥，第二天中午行至迷峰嶺山腰，突與敵一個團遭遇。敵居高臨下，火力很猛，部隊被壓在山腰，經激戰數小時后才跳崖撤出，傷亡被俘二十余人。突圍后經四畝地、海棠園急行二百余里，才甩脫敵人，于12月初撤到寧陜縣江口休整。

在此期間，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在黨的領導下認真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部隊得到迅猛的發展，由五百余人擴大到八九百人。

11月30日，楊江帶領中共西北特支派的干部商映云(中共黨員)等九人，化裝成國民黨軍官，連同挑夫共十一人抵達寧陜縣東江口。不幸被紅七十四師收編的抗捐軍宋登賢部劫持至螞蝗溝，于十二月一日凌晨，除一名挑夫外，均被誤殺，造成了令人痛心的重大損失。數日后，紅七十四師和抗日第一軍領導人在沙溝妥善處理了善后工作，增強了兩支部隊之間的團結。

楊江等遇難后，抗日第一軍再派杜瑜華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匯報。不日，西安事變發生，杜瑜華執行紅軍代表團的任務，未能按時回歸。軍部又派沈敏赴西安同上級黨組織取聯系。

北上隴東編入紅十五軍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代表和紅軍代表團到達西安。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西北特支領導人徐彬如以“西救會”宣傳部負責人的名義，于12月20日在介紹“西救會”歷史、綱領和活動情況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布“民眾武裝組織方面的工作，在陜南有抗日第一軍的建制”。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將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的關系交給了中共中央代表和紅軍代表團。為阻南京方面的部隊西進潼關，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改為抗日聯軍南路第一軍，迅速趕往潼關以東參加破壞鐵路。

此時，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尚不知發生西安事變，部隊已集結在距漢陰縣城十多里的雙廟子，準備攻打漢陰縣城。紅七十四師送來中央代表的命令，何振亞等立即率領抗日聯軍南路第一軍千余人，揮師北上。1937年2月初到長安縣子午口后，杜瑞華、流航從西安返回部隊，傳達上級新的命令：西安事變已和平解決，第一軍歸紅十五軍團領導。部隊即星夜疾進，于2月9日晚過咸陽橋，次日中午抵達禮泉縣叱干鎮，與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合。

1937年3月初，抗日聯軍南路第一軍在甘肅慶陽驛馬關編為紅十五軍團警衛團。雖沿途減員，全團尚有七百余人，何振亞任團長，李雪三任政委，沈啟賢任參謀長。杜瑜華、張英勃在政治處工作。部隊開始建立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開展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

八月，紅十五軍團警衛團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警衛營，不久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平型關大戰。

抗日第一軍離開陜南時，何振亞命沈繼剛留陜南收攏未及集中的小游擊隊和部分失散戰士及傷病員，相機進行活動。后來，抗日第一軍余部發展到五六百人，1938年7月誤中叛徒奸計，遭致全部覆沒。

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在陜南活動期間，正是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領導組織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候，也是紅七十四師堅持鄂豫陜革命根據地斗爭的時候。

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的斗爭，對于牽制國民黨軍對陜甘寧蘇區的圍攻，對于配合紅七十四師的對敵作戰，都起了積極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在所到之處，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革命斗志，也為我黨我軍培養、鍛煉了一批優秀干部，在秦巴山區的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壯麗的一頁。它的斗爭精神和光輝業績永遠給安康人民以深刻影響和巨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