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美國政府大舉對既存環境監管政策開戰，退出《巴黎協定》或許是其中最令人瞠目的舉動，但火力最密集的戰場還是在美國本土。從廢除《清潔電力計劃》到松綁開采權、縮減保護區，從允許阿拉斯加獵熊獵狼到弱化西海岸鯨魚、海龜保護，美國環境政策的全面倒退幾乎前所未見。哥倫比亞大學的追蹤研究顯示，過去一年美國被松綁的環境監管政策已有86項。
應該說，美國國內對這場“環境戰爭”不算太意外，因為目前同時掌控白宮和國會兩院的共和黨，多年來一直被戲稱為“世界上唯一質疑氣候變化是否有科學依據的主流政黨”。稍微看看美國環境政策主要制定者名單，就不難發現其中原因。環境保護局局長斯科特·普魯伊特在出任該職之前，是攻擊該機構的頭號人物；參議院環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二號共和黨議員詹姆士·英霍夫，整個政治生涯的“高光”時刻都是“帶著一顆雪球”來到參議院辯論，全力證明氣候變暖是“一派胡言”。
不過，共和黨并不一直是“反環保主義”政黨。美國最主要的環保監管機構——環境保護局最初正是由共和黨總統尼克松設立。美國主要環境立法，也是在尼克松任內推出。再往前追溯，共和黨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更是被視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對環保有長遠考量的總統。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了共和黨環境政策180度的反轉？
關于美國政治有一句名言：與其說是選民選擇政客，不如說是政客選擇選民。共和黨環境政策的反轉過程即是生動體現。盡管良好生態符合所有人的長遠利益，但環境監管必然涉及利益調整，會有特定群體承受更多短期成本，一些政治嗅覺靈敏的共和黨人正是從這些群體中發現了“機遇”。前國會眾議長金里奇的轉向就極為典型——上世紀70年代初次參選議員時他還是環境監管的支持者，但多次拿不到農村選票而失利的經歷，讓其開始降低在環保問題上的調門，并最終于1978年首次勝選。
對美國的職業政客來說，將部分選民與環境監管的短期利益沖突轉換為更上得臺面的政治修辭并非難事。多年來，共和黨逐步將自身環境政策塑造成了對“過度監管”“華盛頓精英主義”的反抗，而這些反抗情緒正是美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共和黨不斷用“保住工作，還是保護幾只野鳥”這樣的發問刺激選民，里根總統更是用拆掉白宮的太陽能板這樣的戲劇化舉動來放大政治效果。《紐約時報》曾將共和黨的這種話語轉換稱為“立法詭計的杰作”。
眼下美國環境政策的大規模松綁，有分析認為這是“最后的瘋狂”，因為在越來越多美國人看來，成為全球“唯一”不加入《巴黎協定》的國家，這實在是一種尷尬。既然是選票政治的邏輯推動共和黨擁抱環保“去監管”，那么同樣的邏輯或許會讓共和黨再度轉向。道理很簡單，越來越多美國民眾正意識到氣候變化的嚴峻性。目前，共和黨內部也出現了重置環境議程的聲音。
然而，在可能的轉向出現之前，有必要提出的問題是：當下美國環境政策倒退所付出的生態成本、時間成本，又該怎么被找回呢？
《 人民日報 》（ 2018年01月12日 2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