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９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拉娜·福魯哈爾撰寫的題為《２０１８年左右美國市場的三大趨勢》的文章。文章說，我不打算告訴你市場會在何時崩盤，或者中期選舉會有何結果，而是談談經濟和商業領域哪些才是最該關注的問題。
１月份的專欄充斥著各種預測文章。然而，任何一個好記者（或者市場參與者）都知道，預測是有風險的。所以，在新年的第一篇專欄里，我不打算告訴你市場會在什么時候崩盤，或者中期選舉會有什么結果，而是談一談2018年經濟和商業領域有哪些最重要的問題值得關注。無論走勢如何，以下3個問題將左右市場動向。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薪資。薪資是否終于要實現普遍而強勁的增長了？過去１０年，美國先是經歷了就業不增長的復蘇，隨后則是薪資不增長的復蘇。現在有充裕的工作崗位——美國的失業率僅為４％——而且過去１２個月，薪資也開始增長。
但薪資增長幅度太小，來得太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薪資水平的兩端。較底層的從業人員（家庭護理業、招待性行業和零售業）以及高薪行業（如金融服務業）中頂層人員的薪資已經上漲，但我們大多數人的薪資沒有增長。
為何如此呢？人們可以給出大量有數據支撐的理由，但我堅持認為，薪資增長緩慢的一個關鍵原因在于心理。在美國，“嬰兒潮一代”和“千禧一代”是職場上最大的兩個群體。５０多歲的人會擔心年齡大了受到歧視，擔心自己的工作被不了解的技術所替代，我想象不出他們會挺身而出要求加薪，即使在就業形勢好的時候。絕大多數５０多歲的人只想保住目前的崗位干到退休。
與此同時，千禧一代的生活與工作方式與之前的幾代人大不相同。他們不僅看重高薪，還同樣看重自由與彈性。等到這些２０多歲的年輕人將來開始買房生子，我們就能知道這種趨勢能否持續下去。但是，上周美聯儲的備忘錄指出，即使在３％的經濟增長率和３０年來最大規模減稅即將實施的利好背景下，很多雇主提供的是額外福利或者非常規工作安排，而非加薪。這似乎可以印證一種看法——就像對待當下經濟中的許多其它事物一樣——對勞務市場的傳統觀念需要重新審視。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自然是企業支出。金融危機以來產生的新增債務大部分來自因黨派政治而瀕臨癱瘓的公共部門，加上薪資增長幅度不大限制了更旺盛的消費者需求，因此拉動經濟增長的任務落到了企業的肩上。
美國共和黨認為，這便是減稅的意義所在——即鼓勵企業把海外現金儲備帶回美國，用于生產性資本支出。雖然我們看到AT&T、CVS和FedEx等部分企業在稅改法案通過后公布了一些關于獎金和增加招聘的計劃，但絕大多數企業很可能會把減稅節省下來的錢用于并購和收購、股票回購以及派發股息，就像它們去年所做的那樣（美聯儲會議紀要也暗示了這一點）。
它們有什么理由不這樣做呢？稅收法案中又沒有列出交換條件來強迫它們怎樣做，而且企業薪酬有一半以上與股價掛鉤，而股價會被此類金融工程所推高。
向市場投入更多資金（市場規模已經是實體經濟規模的３.５倍，就像在２００７年時一樣）可能會使“動物精神”繼續高漲幾個季度。但是這要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去杠桿（２０１８年中期將真正感受到其影響）以及可能加息的效應放在一起考慮。這兩個因素可能開始刺破創紀錄的企業債務泡沫、淘汰較弱的參與者并引發市場調整。
“我相當擔心企業債務，”法國巴黎銀行高級美國經濟學家布里克林·德懷爾表示，“當借貸成本上升時，比如上升至５％－７％，而不是３％－５％的水平，我認為你會看到企業和市場行為變得截然不同。”
最后一點，如果今年內出現調整，會首先發生在哪個領域？在這一點上，以及其他許多方面，我會關注科技行業。過去一年，科技板塊是全球股市上漲的主要驅動力，但這個行業的業務模式是基于“輕監管”——這一點可能會改變。
未來幾個季度可能觸發改變的事情包括：歐盟對谷歌履行其裁決情況的反應（歐盟針對谷歌反競爭行為作出的裁決被競爭對手認為還遠遠不夠），對比特幣交易的限制，各州涉及Facebook、蘋果、Netflix和谷歌四大科技企業的反壟斷案件，或者社交媒體關于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新爆料。
過去一周，我們看到美國政府正在采取更加嚴厲的監管立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否決了中國的螞蟻金服收購美國匯款公司速匯金的交易，理由是該交易會危及美國公民的數據安全。
畢竟數據就好比是當今的石油，是數字時代最具價值的商品。我們需要密切關注誰將掌控數據——他們將成為今年、乃至未來很多年的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