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017年中國政府友誼獎獲獎專家中，具有重大原始創新能力的科學家、具有推動重大技術革新能力的科技領軍人才、具有世界眼光和戰略開拓能力的企業家增多，評獎也向中西部地區和基層一線工作的外國專家傾斜。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們紛紛表示對中國發展充滿信心，愿意為中國的發展進步繼續貢獻心力。
“發展的中國就像奔流不息的小溪”
本報記者 強 薇
時間回溯到一年前的10月5日，天津大學藥物科學與技術學院（以下簡稱“天大藥學院”）幾名博士生正在做實驗，忽然一則消息讓他們又驚又喜：他們的導師弗雷澤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天大藥學院教授詹姆斯·弗雷澤·司徒塔特（圖①）是納米科學和超分子化學方面的專家。由于在分子機器設計與合成方面的貢獻，他與讓—皮埃爾·索瓦、伯納德·費靈格共同獲得了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
弗雷澤與中國結緣甚早，他的學生中有不少是中國人。20年來，弗雷澤幾乎數不清他來過多少次中國了。僅是今年，他就在中國做了10場報告或演講，年底前還有不少活動等著他。4年前，弗雷澤收到他的老朋友、天大藥學院院長杰伊·西格爾的邀請，來到天津大學工作，自此變成了中國的“常客”。“西格爾院長希望在天津大學建立一個國際化的學院、培養一批國際化的師生，我被這個理想所吸引。”看到西格爾鼓勵師生自主進行學術研究、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弗雷澤備受鼓舞，希望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讓中國的科研活動更有“國際范兒”。同時，弗雷澤還參與了許多面向學生的科普活動。他總是勉勵年輕人保持創造力和探索精神，被親切地稱為“諾獎爺爺”。
弗雷澤在中國工作的這近5年時間，恰恰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重要時期。“中國這幾年的經濟增速讓我吃驚。中國的高速鐵路網不僅是中國工程的巨大成就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也會成為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文化軟實力。”
經濟力量也隨之轉化為科研力量。“中國的科研活動和科研氛圍近年來有了跨越式進步。在化學方面，越來越多的研究成就由中國科學家實現。”弗雷澤提到，國際化學界著名刊物、德國《應用化學》雜志計劃在2018年采用中國科學家的文章數超過美國科學家。不過，弗雷澤認為中國仍需在培養創造力方面繼續努力。此外，若要做出世界前沿的研究，也需要世界前沿的研究設備，并且更新速度要更快。“中國的工程師已經可以在一個月內讓一座高樓拔地而起，我相信在研究設備上的更新也并非難事。”
弗雷澤為人們所熟知，除了他在學術上的卓越成就，也因為他獨特的“衣品”。今年1月舉行的外國專家新春座談會上，弗雷澤身著蘇格蘭傳統的方格花呢短裙，在西裝革履的人群中非常顯眼；在一些場合，弗雷澤還會穿一身大紅色的唐裝。“在特殊、重要的場合穿著蘇格蘭服飾‘基爾特’是蘇格蘭人的習慣，”弗雷澤說，“反映我家族傳統服飾的顏色是紅色，因此在選擇唐裝時，我毫不猶豫就選了紅色。我知道中國人也非常喜歡這個顏色。”弗雷澤認為，服飾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交流的橋梁。
生活中，弗雷澤也是一個愛詩之人，曾有人稱他“一言不合就讀詩”。記者問他，若要以一首詩來形容當今的中國，會如何選擇？弗雷澤選擇了丁尼生的《小溪》——“我來自大鷂與蒼鷺聚集的地方，我從平地里冒出；我閃耀在蕨草叢中，我喧嘩著穿越山谷……”在詩的最后，丁尼生寫道：“人們有來有往，而我將一意前行。”
弗雷澤解釋道，中國發展的腳步從未停下，經受了時間的洗禮，如今站在世界舞臺中央。正如詩中這條小溪，奔流不息，不斷前行。
“人才培養應該和社會發展相結合”
本報記者 廖政軍
現年63歲的克勞利（圖②）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工程學教授和航空航天工程系統教授，同時也是包括中國工程院、美國國家工程院在內的5所全球頂尖工程院或科學院院士。他聯合開創了CDIO（即“構想—設計—實施—操作”）工程教育模式，也因此在2011年獲得被譽為“三大工程界諾貝爾獎”之一的伯納德·M·戈登獎。
據介紹，CDIO模式是以產品研發到產品運行的生命周期為載體，讓學生以主動的、實踐的、課程之間有機聯系的方式學習工程。它將工程畢業生的能力分為工程基礎知識、個人能力、人際團隊能力和工程系統能力四個層面，要求以綜合的培養方式使學生在這四個層面達到預定目標。克勞利告訴記者：“我始終認為，工程學院的學生們不僅要掌握基礎技能知識，更要了解如何更好地將所學理論應用到實際工程設計中，同時還要有溝通能力，懂得市場推廣等。”
無疑，CDIO模式為國際工程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2006年前后，克勞利教授開始不遺余力地將這種新模式引入中國工程教育領域。如今，已有40多所高校加入了中國教育部的示范課項目，還有近百所高校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CDIO區域會議。克勞利本人也于2011年當選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
提起自己曾為中國工程教育立下的“汗馬功勞”時，克勞利教授露出了大大的笑容，自豪之情躍然臉上。“現在學習工程學的中國學生大部分都很有意識去培養個人創新能力，也非常懂得團隊合作，這讓我和同事們感到很欣慰。”克勞利坦言，“當代具有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新型大學，應當將人才的培養和社會的發展和產業發展相結合，以推動經濟的發展。”
其實早在1982年，克勞利就以北京航空學院客座講師的身份首次訪華，并在約一個月時間里圍繞燃氣渦輪發動機結構和氣動彈性學等課題做了一系列講座。后來，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實驗室接收了多名來自北京航空學院的訪問學者。
克勞利的另一重要研究領域是航空航天工程。他曾是國際空間站設計總統顧問委員會成員，也曾擔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技術和商業化咨詢委員會主席，對主動結構控制領域的研究貢獻頗多。
克勞利說，中國近年來在太空探索特別是載人航天領域取得的成就令人贊嘆。“載人航天工程展示出中國的太空探索實力，也能夠激勵更多年輕人去學習科學，從事科研。中國既有探索太空的真本事，也有很多動力，包括航天教育等。”他期待未來中國將在包括航空航天在內的更廣闊領域開展國際合作，與世界分享經驗。
“科學研究的未來在中國”
王云松 柯芳芳
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物理與天文系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普拉默（圖③）是凝聚態物理學領域的權威。他與中國的緣分開始于1975年，那一年，他接收了第一位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幾十年來，普拉默一直致力于物理學領域研究和青年教育，培養了超過40位華人學者，他們中很多人已經成長為世界凝聚態物理研究的中堅力量。
2000年10月30日，在生日那天，普拉默教授收到了來自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的工作邀請函，邀請他參與創立國際量子結構中心。從那時起，普拉默和中國科學家的合作更加緊密了。
“中國青年科學家非常聰明，很有天賦，這是我留在中國工作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喜歡和中國同行合作。”普拉默表示，在中國，學術開放自由，政府全力支持科學工作，中科院物理所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實驗設備，甚至遠超美國，“在這里，我可以做一些在美國無法完成的實驗”。普拉默是國際上最早以材料表面為平臺，在微觀尺度上開展相關核心物理問題研究的專家之一，也是首位從實驗中發現金屬表面態的科學家。他發表過400余篇學術論文，總被引用次數超過1.7萬次。關于表面單原子隧道譜、光電子能譜分析、低維電子體系的研究成果都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
作為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國際量子結構中心的首席顧問，普拉默積極為中美在科學研究領域的合作牽線搭橋。同他合作在《科學》《物理評論快報》《美國科學院院報》等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過高水平論文的中國學者超過50人。國際量子結構中心匯聚了眾多頂尖的學術領袖，成為世界物理學研究領域的重鎮之一。
普拉默保持著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知名科研院所與機構的緊密合作。通過國際交流，有效促進了中國眾多凝聚態物理研究機構發展，顯著拓展了中國凝聚態物理科研工作者的國際視野，為中國凝聚態物理研究整體學術水平和國際影響力的快速大幅提升作出了杰出貢獻。
在中國工作生活的經歷不僅使普拉默熱愛上了中國，更為他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發展的絕佳機會。雖然年事已高，但他把自己越來越多的時間放在了中國。“在科研領域，中國的進步令世界學術界矚目。很多西方國家大幅削減或者限制學術經費，中國對科研的投入和科研環境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流的，所以我一直堅信科學研究的未來在中國！”普拉默如是說。
正因為有著這樣的信念，普拉默一直鼓勵他最優秀的學生到中國發展。當學生請教他未來去哪里工作時，他總是這樣告訴學生們：“去中國！”
“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可以發展得這么快，這么好。”普拉默說：“每個國家應該有適合自己的科學研究路徑，而不是盲目抄襲別的國家。中國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歷史和文化的科學發展道路。堅持正確的領導，把更多的資金投入給青年科學家，未來的中國科學研究一定大有作為。”
“作為21世紀的光伏科學家，你應該來中國”
本報記者 韓秉宸
“在上世紀70年代人們說，如果你是半導體科學家，那么你應該去硅谷。而作為21世紀的光伏科學家，你就應該來中國。”皮爾·沃林頓（圖④）對本報記者說，在2012年接到邀請后，他毫不猶豫地將自己超過30年的專業經驗，帶到了江蘇省常州市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出任這家全球最大太陽能產品制造商的首席科學家。
沃林頓1957年生于比利時，后因工作原因移居澳大利亞。迄今為止，這位享譽業界的科學家已發表了約200篇科學論文、獲得超過12項專利，還曾于2016年獲得光伏領域的“奧斯卡”——威廉·J·徹里獎。
在沃林頓出任首席科學家后，天合光能于過去5年里打破了太陽能產業的15項世界紀錄，在太陽能電池轉換效率和太陽能板輸出功率等方面也取得重大突破。2017年5月，天合光能自主研發的全背電極太陽能電池（IBC）又創造了一項新的世界紀錄，其光電轉換效率創下24.13%的新高。
走進這位比利時裔澳大利亞科學家的辦公室，仿佛進入了一個太陽能電池板的“博物館”，一張張不同型號的電池板倚靠在墻邊，甚至連桌子面板都是用電池板做成的。沃林頓翻動著墻邊的一張張電池板，向本報記者介紹著他的得意作品。
“不同于傳統太陽能電池板，IBC將電極全部移至電池片背面，讓電池片的采光面積顯著擴大，從而使其發電效率大幅提高。”沃林頓介紹說，雖然IBC仍處在實驗階段，但卻讓人們看到了光伏產業的未來，而IBC并不是中國光伏產業創新的唯一代表，“可以說，光伏領域的所有創新都來自于中國，其他國家都在抄襲中國的這些創新”。
沃林頓認為，在過去5年中，光伏產業的格局已經改變，產業重心已經從西方轉入中國，而中國除了是光伏產品最大的制造國，也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產品市場，“目前中國占據著40%的光伏市場，幾乎相當于其他所有國家的市場份額之和”。
雖然中國光伏產業現在發展勢頭迅猛，但也曾遭受過“成長的煩惱”。在沃林頓做出來到中國的選擇時，中國光伏產業發展正處于低谷之中，有賴政府的扶持性政策，加之市場的需求激增、外來投資增加等多重因素，才讓中國光伏產業在近幾年走出寒冬并迅速攀上高峰。
“我認為中國政府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舉措十分明智，”沃林頓說，中國在過去數十年中一直關注清潔能源，比如太陽能和風能的發展，希望利用新能源降低對煤炭的依賴，從而走上減少環境污染的綠色發展之路，這些都給中國光伏產業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中國政府確立到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提高到20%左右的目標，也將使中國的能源結構出現大幅調整，更將鞏固中國在光伏產業的領軍地位。
“來到中國工作讓我踏上了第五個大洲，”沃林頓笑言，雖然此前的工作經歷已經讓沃林頓足跡遍布天南海北，但是他也坦言，在決定來中國工作后還曾有過一絲忐忑。現在，除了對中國光伏產業“以身相許”，他還積極邀請杰出的業界同行們來中國發展，“我希望讓他們也能來看看充滿創新活力的真實中國”。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7年12月21日 2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