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新聞網迅（通訊員 唐繼虎）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在50多年前探索出來的“楓橋經驗”，為“農村穩”提供了可借鑒的寶貴經驗。
如今，漢陰縣在繼承和發揚“楓橋經驗”的基礎上，經過4年多實踐，探索出一條社會治理新路子——“321”模式，被稱之為“楓橋經驗”的“漢陰樣本”。2018年，該經驗先后被寫入省委1號文件和市委、市政府文件，進行推廣。
從“楓橋經驗”到“漢陰實踐”
“很想力所能及地為村集體、為群眾辦點好事實事，但缺少干事的平臺和氛圍，想也白搭。”2014年初，觀音河鎮人大代表張本艷對前來走訪調研的縣委主要領導真誠地說。無獨有偶，在平梁鎮太行村，中心戶長李科杰也時常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
黨建引領是社會組織的“魂”，基層基礎是社會組織的“根”，而黨員、人大代表、中心戶長是基層社會組織治理的“精英”群體。如何把這些人“用”起來參與社會治理？
在調研座談的基礎上，漢陰縣提出，推行黨員聯系群眾、人大代表聯系選民、中心戶長聯系居民“三聯系”，管理網格化、服務精細化“二化”，以村級自治平臺為支撐的“321”基層治理工作法，充分發揮黨員、人大代表、中心戶長作用，搭建干群之間聯系溝通的橋梁紐帶，探索新形勢下務實管用、高效運轉的農村社會治理新路子。
“過去，人們調侃人大代表一年到頭‘聽聽報告舉舉手、畫畫圈圈喝喝酒’，現在身上有了擔子，自己都感到更有活力了，再也不是一腔熱情無人付，一身力氣無處使了。”雙乳村2組的鎮人大代表鄒煒，在推行“321”社會治理模式后說。
自2014年全縣推行“321”社會治理模式，全縣有能力的2123名黨員，通過年初實事承諾、日常踐諾、年終評諾，全年積分制管理，結對幫扶貧困戶3485戶9723人，干群一心促脫貧、共謀發展奔小康的局面逐步形成；629名市、縣、鎮三級駐村(社區)人大代表，廣泛收集選民意見建議，為群眾排憂解難，既增強了村民反映合理訴求建議的積極性，同時也提高了各級人大代表的公信力。
“漢陰縣在政法綜治維穩工作中，創出了一些新的特色亮點，應予充分肯定。對于‘楓橋經驗’的‘漢陰樣本’(即漢陰推行的‘三線兩化一平臺’模式)做法可以進一步堅持完善提高，讓其更好地發揮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為平安建設、法治建設提供經驗。”11月27日，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莊長興在看到漢陰縣“321”模式相關材料后作出以上批示。
從“兩管”到“兩化”
平梁鎮太行村三組李某2017年從外地打工回家后和丈夫蔡某開始鬧糾紛，最后演變成要離婚。蔡某放出話來，如果離婚，就把李某娘家人殺光。得知這一信息后，村委會副主任蔡清被派去調解，可是蔡清前后跑了多次，李某和蔡某都不買賬，最后住在蔡某家隔壁的三級網格長程勇自告奮勇去調解，由于人熟、情況熟，很快就把這起糾紛調解下來。事后，李某和蔡某都很感激程勇。
同樣，在城關鎮五一村11組，貧困戶余德進在今年汛期時，屋后一塊地垮坎滑坡，堵塞自家水溝泡濕墻，同時，地上一棵樹垮砸在他家房頂造成損失。余德進沒有找村干部，而是找到了住在附近的黨員余龍歲，余龍歲第一時間將土地的主人請到現場進行調解，不到一個小時，就將事情處理好了。
“普通黨員和人大代表就是群眾身邊的人，說話有時比鎮村干部還管用，而且也很及時。以前，我們是村上管和干部管，現在我們實行管理‘網格化’、服務‘精細化’，群眾滿意度越來越高了。”五一村村主任吳大剛說。
在“321”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中，網格化管理是最重要的基礎平臺。漢陰縣按照“任務相當、方便管理、界定清晰”的原則，以村(社區)為單位，綜合行政區劃、轄區人口多少等因素，全覆蓋設立一、二、三級網格：一級網格長由村(社區)“三委班子”成員兼任；二級網格以村民小組為單位設立，網格長由村民小組長擔任；在人口較多的二級網格下設立三級網格，網格長由中心戶長擔任，每個網格按20至30戶、70至120人的規模劃分，努力實現“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
從“旁觀者”到“參與者”
11月29日，初冬的觀音河鎮水田村田間地頭上一片繁忙景象，有的在栽植花椒樹，有的在栽植拐棗樹，還有的在打理茶園。幾個月前，還在為發展產業發愁的水田村支部書記陳小衛，看到這種場景邊笑邊對筆者說：“‘按著牛頭喝水’確實是不行，還得要群眾自愿自覺。”
原來，年初為了加快脫貧攻堅步伐，觀音河鎮要求各村積極發展扶貧產業，水田村支部、村委會確定了發展的主導產業，然后逐戶上門去落實，誰知村民的積極性都不高。后來，駐村的第一書記喻祥提出先召開“三線”人員會議，在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再召開群眾大會確定產業發展目標。通過民主協商，變以前的“要群眾干”，為“群眾要干”，很快使群眾達成了共識，所以也就出現了群眾熱火朝天的場景。
“以前是干部說、群眾聽，干部干、群眾看；現在是干部、群眾都能參與村上的事務。”雙乳村群眾代表沈毅這樣評價身邊的變化。
漢陰縣在推行“321”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中，搭建起以村黨組織為核心、村民(代表)大會為決策主體、村委會為執行主體、村監委會為監督主體、村級經濟組織為支撐、社會組織為補充的“六位一體”村民自治平臺，形成了以德治為引領、自治為基礎、法治為保障、協商為形式、平臺為支撐的基層群眾自治體系。并通過制定完善村規民約，推行“干部說法說政策，群眾說事說心聲，大事要事民主協商”機制，出臺《村級民主協商議事制度》，充分發揮民智，讓自治平臺成為了群眾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大舞臺，實現了由“鎮村管理”向“群眾自治”的轉變，社會治理不再是村組干部的“獨角戲”，日趨成為全民參與的“大合唱”。
“321”社會治理模式推行4年多來，取得了顯著成效，全縣信訪主要指標持續下降。2017年，到省訪同期下降25.6%，到京訪同比下降30.4%，進京非訪下降66.7%。各類案件也呈下降趨勢，刑事案件同比下降44.6%，其中命案兩起，同比下降50%。治安案件同比下降8.08%。今年，各項指標繼續下降，基本實現了“小事不出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糾紛不激化”的目標。全縣社會治安滿意率達到95.06%，躍居全省第5位，被評為全省綜治平安建設先進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