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1日，田榮榮在派出所接受訊問。華商報記者 陳團結 攝
得知被告人田榮榮并無賠償能力，拿著判決書的受害人之母宋念仁萬分失望。華商報記者 潘京 攝
案件回顧：
因瑣事當街殺人
2012年6月21日下午，老家在彬縣的24歲犯罪嫌疑人田榮榮拉著拾荒的架子車，在經過西安市東大街某烤鴨店門口時，與迎面走來的21歲女子陳進芳(安康人)磕碰后發生爭執。犯罪嫌疑人田榮榮遂從架子車上抽出一把菜刀，在被害人陳進芳的頭面部、頸肩部連砍數刀，致被害人雙側頸總動脈斷裂、肌肉出血，引起失血性休克并當場死亡。案發后，民警在目擊群眾的協助下，于西華門東南角花園將犯罪嫌疑人田榮榮抓獲。
行兇者因患有間歇性精神病被免除刑罰，受害人家屬的巨額索賠卻由于被告人無力給付而無奈落空。12月19日，面對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紙判決，受害人家屬欲哭無淚。
兇手兩次被鑒定為精神分裂
去年夏天發生在西安東大街的血腥一幕，許多人至今還記憶猶新。2012年6月21日下午5時40分左右，來自安康的受害人陳進芳在途經東大街與案板街轉彎處時，因與拉著平板車的拾荒者田榮榮發生磕碰，遭田用菜刀砍殺。
案發后，西安市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將田榮榮刑拘，后由西安市人民檢察院于當年12月19日提起公訴。針對田的精神狀態，經西安安康法醫精神病司法鑒定所鑒定，認定被告人患有青春型精神分裂癥，認為其在行兇時，正處于精神分裂癥發病期，“由于受精神病理的影響，使其喪失了對其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故無責任能力。
對此鑒定結果，受害人家屬不服。遂又由上海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再做鑒定。鑒定稱，被告人患精神分裂癥，案發時處于發病期，應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
今年11月28日上午，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此案公開開庭。庭上，檢方指控被告人田榮榮為泄私憤，殺害無辜，情節惡劣，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被告人田榮榮則否認了故意殺人的事實。不過，其辯護人認為，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成立，只是田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經審理，法院日前作出判決，判被告人不負刑事責任，但給予“強制治療”;此外，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田付絨(田榮榮之父)須賠償受害人38248元。
據了解，案件被公訴后，陳進芳的父母也附帶民事訴訟，索賠包括被撫養人生活費等4項共計125萬元。而一審判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賠償的數額，幾乎不到索賠金額的零頭。但即使是這一部分錢，對于靠拾荒為生的田榮榮和家人，也是難以賠付。
被害人家屬索賠成空
得知判決結果，昨日，從安康趕來的受害人之母宋念仁無比失望。
“她(被害人)常年在外打工，這幾年家里全靠她，她一走，日子簡直沒法過了……”拿到判決書后，得知田榮榮及其家人無力賠償，宋念仁一籌莫展。
據陪宋念仁一起去法院領判決書的侄女陳牡丹說，陳進芳的父母早年在外打工，家里就靠她一人照顧3個弟妹，既要給他們做飯、洗衣服，還要送他們上學，而那時，她也才只有8歲，后來母親患病回到家，父親則靠在煤礦打小工，支撐一家人生活，但外債依然很多。無奈之下，陳進芳16歲時便輟學打工，期間，曾因一次被小偷偷了剛領的工資，傷心過好久。
2011年，遠在南方打工的陳進芳終于攢夠2萬元給家里寄來還外債;由于擔心父親身體，她不斷勸他不要再去礦上干活了，她在短信中說：“爸爸，您別在那里做了，礦上太危險，你回去行不行，你出事了，媽媽她怎么辦?你回去吧，現在我每個月能掙3000元了，家里賬我來還吧!!”這條短信至今還存在她父親的手機里。
慘案發生后，一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中，陳進芳的父親因患風濕病，只好回家養病，而母親拖著病體，一邊為丈夫籌錢買藥，一邊來往于西安、安康之間為女兒討公道。艱難度日中，陳進芳最小的妹妹，也不得不輟學……
“對這樣的結果，我想任何一個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都是無法接受的，她并沒有任何過錯，卻被一個精神病人奪走了生命，這是多么的不公平!”陳牡丹說，每次悲劇發生，人們都只一味去關注案件發生的過程，卻沒有想過受害人一家的日子該怎么繼續，這讓她感到心情沉重。
華商報記者 潘京
律師呼吁：
應設“無主傷害受害人救濟基金”
近年來，精神病人行兇事件屢屢發生，因精神病人及其家庭無力賠償受害人家屬而造成的事實上的“無主傷害”，也成了法律界頗具爭議的話題。如2007年5月，安徽一位女工下班途中被精神病患者殺害;2008年3月，北京豐臺一位騎車女子遭精神病人殺害，受害人的民事賠償都得到了法院的判決支持，但由于行兇者無力賠償，最終成了一紙空文。
對這樣的情形，陜西省律師協會民商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陜西融德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川指出，現實中，我國對于此類事件的處理存在“有救助，無救濟”的法律盲區，我國關于司法救助的法律依據，來源于200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24次會議通過、2005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347次會議通過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但該規定僅僅是在法院審理期間對經濟困難的當事人，在訴訟費、鑒定費等方面的減、免、緩，針對面非常狹窄，并不能真正解決當事人的實際困難，尤其是對精神病人造成傷害后，對受害人無力賠償的事實上的“無主傷害”，更是杯水車薪。
“同見義勇為一樣，無辜的受害者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一樣需要國家來保護，他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不能白白受到傷害。因此，應建議國家效仿見義勇為救濟基金制度，以民政部門牽頭，聯合紅十字會等慈善部門，設立‘無主傷害受害人救濟基金’，將此類性質案件的受害人納入到救濟基金的救濟體系中去。”陳川律師稱，在法院有明確判決賠償數額而被告人無法賠償的情況下，由國家將該筆費用先行支付給受害人，一旦被告人有財產可供賠償，則國家對其進行求償。這樣的好處在于，國家優先解決了受害人無法受償的難題，及時化解了社會矛盾，同時又由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證對被告人賠償能力的監督，使其無法逃脫法律制裁，震懾犯罪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