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在安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世界局勢風云變幻，國內形勢錯綜復雜。在秦嶺南麓的安康、商洛和漢中接合部的10余個縣的邊界地區，活躍著一支革命隊伍。這支隊伍在何繼周（后改名何振亞）、沈啟賢的帶領下，打土豪、分田地，與地方反動武裝搏斗并逐步發展壯大，由中共西北特別支部命名為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們走出陜南，匯入洪流，參加了平型關等戰役，并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中立下了不朽功勛。
革命力量的悄然積聚
1931年3月，何繼周、沈啟賢、徐海山、孟子明等陜南籍進步青年，滿懷報國之志，加入了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十七師軍官訓練班。“九一八”事變后，共產黨員學員們義憤填膺，何繼周、沈啟賢等人也深受觸動，開始深入思考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未來，心中的革命種子悄然發芽。
1932年11月，在安康綏靖軍一團（即沈璽亭團）擔任班、排長的何繼周、沈啟賢等，進入沈璽亭團在平利縣城舉辦的干部教育班受訓。在曾參加過寧都起義的教育班大隊長張惠民的教導和影響下，他們對革命有了更直觀、更深刻的認識。
12月初，賀龍率領紅三軍經過安康東南部進入四川。這一消息在教育班學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學員們紛紛議論，對紅軍充滿了好奇和向往。沈啟賢敏銳地意識到，這或許就是他們一直苦苦追尋的革命力量。于是，他積極聯絡何繼周、孫善堂、徐海山等志同道合的戰友，秘密組織了“陜南抗日救國赤衛團”。次年7月，平利干部教育班結業，“赤衛團”成員按照計劃分配到該團各連擔任班、排長。從此，他們在下層軍官和士兵中秘密開展聯絡工作，如同在黑暗中埋下一顆顆革命的火種。
游擊縱隊的英勇奮戰
1935年，是陜南地區革命斗爭的重要轉折點，也是陜南游擊縱隊誕生的關鍵年份。這一年何繼周等愛國官兵親眼看見了紅二十五軍的英勇善戰和為人民謀幸福的宗旨，他們對紅軍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12月7日，當四團開往柞水縣，先到達營盤宿營的四連，在七班班長張子新和士兵王展（王武林）的帶領下，一個排當夜毅然先行起義。時任九連二排長的何繼周，敏銳地察覺到了形勢的緊迫和時機的難得。他急忙約沈啟賢、洪九疇等密議，決定九連全連起義。隨后，他又召集苗鴻鑫、劉炎德、趙振慶等人，詳細研究部署起義計劃和措施。12月11日夜，何繼周先派劉寶山、周明鈞、傅東山、趙振慶在引駕回農民劉世杰家（連部）處決了反動連長張錫武。隨后，他們以“執行任務”為由，率全連100余人起義，迅速撤出引駕回，向秦嶺山區進發。
起義部隊進入秦嶺山區后，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然而，他們并沒有退縮，而是積極尋找出路。此時紅二十五軍已離開陜南，何繼周與在鄂豫陜根據地堅持斗爭的紅七十四師取得聯系，請求改編和接受領導。紅七十四師組建不久，力量單薄，加之對何部不了解，表示干部很少無法派出，建議何部先不宜打紅軍的旗號，可以“陜南游擊隊”名義開展活動，至于是大隊、支隊還是縱隊，由何部自定。根據紅七十四師的建議，何繼周即宣布成立“陜南游擊縱隊”，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何振亞”，表達了他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定信念。
陜南游擊縱隊進入陜南后，他們以紅軍為榜樣，在鎮安、柞水、寧陜、石泉、漢陰、安康等縣廣闊山區開展游擊戰爭。在此期間，游擊縱隊通過推行官兵平等原則、開展劫富濟貧行動、嚴明軍隊紀律、宣傳和發動群眾等舉措，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群眾紛紛主動為他們提供情報、掩護傷員，成為他們堅強的后盾，也照亮了群眾心中的希望，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情和革命意識。
經過三四個月的游擊活動，陜南游擊縱隊不斷發展壯大，隊伍發展到500余人，編為5個中隊。隨著部隊活動范圍不斷擴大，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成了陜南地區一支不可忽視的革命力量。
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誕生
1936年5月，原在陜西警二旅四團手槍連任班長的沈敏，從沈啟賢的來信中得知陜南游擊縱隊被安康專署收編的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這支隊伍的潛力和困境，毅然從北平急回西安，四處奔走，找到了楊虎城憲兵營營長金閩生。金閩生是中共黨員，沈敏向他詳細講述了游擊縱隊的情況，請求解救這支隊伍。金閩生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立即同中共黨員楊江、杜瑜華向中共西北特別支部書記謝華請示。
西北特支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派楊江、杜瑜華和沈敏到陜南做何振亞的工作，爭取把這支武裝掌握在黨的手中，并指定由楊江總負責。6月初，楊江等3人肩負著黨的使命，歷經艱辛，到達安康東鎮。此時的陜南游擊縱隊正處于迷茫與困境之中，面對國民黨的圍剿和收編陰謀，他們急需正確的指引。何振亞、徐海山等縱隊領導得知楊江等人的來意后，態度明朗，毫不猶豫地表示接受黨的領導。
7月初，楊江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匯報工作，詳細闡述了陜南游擊縱隊的情況以及何振亞等人接受黨的領導的堅定決心。8月9日，部隊對外聲稱赴安康整訓，撤離東鎮，夜宿茨溝。就在這關鍵時刻，楊江帶杜超趕回部隊傳達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立即舉行第二次起義，并以“西北各界救國會聯合會”的名義，命名組建“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并任命何振亞為軍長，楊江為政治委員，杜瑜華為參謀長，沈敏參與領導協助何振亞工作。
何振亞、徐海山等完全贊同并接受西北特支的指示和任命。8月13日，部隊在鎮安縣紫荊鄉劉家大院（今屬漢濱區），舉行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正式成立大會。會上命名部隊為“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何振亞任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軍長，沈敏任軍委主席兼宣傳科科長，楊江任組織科科長，杜瑜華任參謀長，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傅東山任供給處處長。軍下編4個支隊和一個特務隊、一個偵察隊、一個少年先鋒隊。會上還發布了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宣言》和《告民眾書》，向全國人民宣告了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的成立和他們的抗日決心。
匯入時代洪流奮勇前行
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成立之后，宛如一把鋒利的寶劍，揮戈北上，在鎮安、寧陜、石泉交界山區與敵周旋。在和國民黨及其地方武裝的戰斗中逐漸壯大，由500余人擴大到八九百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也密切關注著事變的進展。12月20日，中共西北特支領導人徐彬如以“西救會”名義在西安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首次披露在陜南有一支民眾武裝組織——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將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的關系交給了中共中央代表和紅軍代表團，由中共中央代表羅瑞卿同志負責接收。為了阻止南京方面的部隊西進潼關，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改為“抗日聯軍南路第一軍”，迅速趕往潼關以東參加破壞鐵路行動，以阻止敵人的進攻，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創造有利條件。
1937年1月，抗日聯軍南路第一軍根據紅七十四師的指令，從安康北山出發，晝夜兼程向藍田開進。2月初，主力部隊到達長安縣子午口后，杜瑜華、沈敏從西安返回部隊，傳達了上級新的命令：西安事變已和平解決，第一軍歸紅十五軍團領導。2月9日晚，部隊順利過咸陽橋，次日中午抵達禮泉縣叱干鎮，與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合。紅十五軍團首長對抗日聯軍南路第一軍的到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和高度的贊揚。軍團長徐海東親自接見了何振亞、沈啟賢等部隊領導。紅十五軍團領導派來了李雪三等十幾名軍政干部，加強了抗日聯軍南路第一軍的領導力量。
1937年2月，經徐海東司令員和李雪三政委介紹，沈啟賢、何振亞同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3月初，抗日聯軍南路第一軍在甘肅慶陽驛馬關進行了改編，正式編為紅十五軍團警衛團。何振亞任團長，李雪三任政委，沈啟賢任參謀長，杜瑜華、張英勃在政治處工作。部隊開始建立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開展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使戰士們在艱苦的訓練中不斷成長和進步。
“七七事變”爆發后，全面抗戰正式打響。紅十五軍團警衛團編為第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警衛營。8月，警衛營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平型關大戰。
1940年，八路軍一部奉命南下支援新四軍，三四四旅擴編為第二縱隊，警衛營擴編為新六八八團，歸新四軍三師建制。新六八八團在新四軍三師的領導下，繼續在抗日戰場上奮勇殺敵。他們參加了多次戰斗，為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打擊日軍和偽軍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了最終勝利，中國人民迎來了久違的和平。然而，和平并未持續太久，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內戰，妄圖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新六八八團又投入到了解放戰爭的戰斗中。他們跟隨第四野戰軍轉戰南北，參加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等重要戰役。在這些戰役中，新六八八團的戰士們不畏強敵，英勇奮戰，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作出了巨大貢獻。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入侵朝鮮，并威脅到中國的安全，這支部隊編入中國人民志愿軍主力部隊三十九軍一一七師。在云山地區，三十九軍打響了抗美援朝第一仗“云山戰斗”，重創美軍號稱“常勝軍”的一個聯隊，俘虜美軍2000人，還殲滅韓軍一個師，取得了云山戰斗的勝利。此后，三十九軍繼續在朝鮮戰場上奮勇作戰，他們參加了多次戰役。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一一七師改為武警部隊，駐守遼寧。
陜南人民抗日第一軍從成立之初的艱難探索，到轉戰陜南的英勇斗爭，再到融入抗日洪流、投身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他們始終堅定地站在抗日和革命的最前線，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系安康市革命老區建設促進會原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