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
在我看來，“城市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其因在于，它的內涵并不明確，指向過于籠統。
在眾人的理解里，以城市為書寫對象的作品，理所當然就是“城市文學”。但我以為，如此的“城市文學”，只是“城市文學”的表象，而不是“城市文學”的實質——猶如穿長袍馬褂的未必就是古代人，穿西裝革履的未必就是現代人那樣，是不是“城市文學”，還要看其內在的精神，是否根植于現代文明的觀念之上。
太多的“城市文學”，作者都仿佛一個腳穿布鞋的外來者，總是在城市的外圍踟躕觀望，如同卡夫卡《城堡》中的土地丈量員那樣，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步入城市的中心地帶，于是他們筆下之所寫，要么熱衷于對高樓林立、燈紅酒綠和車水馬龍等浮光掠影之渲染，要么幻化出各等奢華而又不無失真的場景，讓摩登男女流連忘返于酒吧、別墅和豪車之間，以此來烘托出一種貌似闊綽的氛圍。但以我之見，這些皆不過是城市的妝容而已。藏匿于城市骨縫里的，恰是一些目力無法捕捉的內容，比如信息的速遞，觀念的領先，文化的聚集，科技的更迭，商務的穿梭，時尚的潮涌，資本的角力，欲望的膨脹，交易的暗通款曲，以及人際關系的相對疏離和重新組合等。
城市與人一樣，既有形，亦有魂。滿足于給城市繪形，卻無力于為城市畫魂，這樣的“城市文學”，僅為“城市文學”的畫皮，無涉于“城市文學”的根本。
假如“城市文學”的命題真的成立，那么要寫好“城市文學”，至少應具備兩樣核心要素，即：作者要具有洞悉城市五臟六腑的能力，作品要以現代文明為價值坐標。就前者而言，就是作者要能讀懂城市。讀懂了，才能刨根究底，深度潛入城市的深水區，將城市的骨血、脈絡、氣質、傳承，以及城市人各懷心事的待人方式、趨利避害的微妙心理，予以逼真復原。就后者而言，則是作者不能扛著一顆農耕文化的腦袋，來把脈和書寫生活場域與鄉村風光風情迥然有異的城市，而是要用現代視覺，現代觀念、現代意識、現代尺度等，來打量和稱量城市的長短與得失，并將這種精神元素，像滴灌溶液那般，滲入所寫的文字當中，從而形成自己的獨有姿色和價值取向。無論如何，城市都是人類進步的結晶，亦是各色人性相互碰撞各自綻放的舞臺，更是映照世態冷暖和人性善惡的透視鏡。唯有將城市的林林總總放入現代文明的坐標上審視，才能客觀地描述它，也才能避免把高爾夫球桿寫成燒火棍，把路燈寫成煤油燈，把城市寫成擴大版的村莊。
文學說到底是主觀化的精神產品，是作者對生活的解讀和描述，而不是生活本身。沒有透徹地分析和消化生活的能力，就像擅長于制作農家樂飯菜的廚師不具有烹飪海鮮的能力一樣，端上高端餐桌的，必然是難以下咽的夾生飯。
有人寫鄉村，讀之不覺其土氣；有人寫城市，讀之卻覺得像是頭戴白羊兜手巾揮舞镢頭的老農民在刨挖土豆，一派土色土質。何以如此？答案不言自明：有現代精神，加上現代技法，土坯也散發金條的光澤；無現代精神，金條也彌散土坯的頹唐。
“城市文學”和“鄉土文學”，無高低之分，亦無貴賤之別。“鄉土文學”寫得好，既有內蘊的豐滿，又有藝術的精湛，照樣可以聳立為文學史上的奇峰；反之，“城市文學”寫得差，思想蒼白虛空，又藝術乏善可陳，照樣是文學的枯蒿——說一千道一萬，“城市文學”首先最應完成的一項任務，不是別的，而是作者的頭腦剪掉辮子，作者的眼界爬出井岸，從而具有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