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安康城和個別縣境先后發生幾起農民工討要工錢事件，規模較大，占路封橋、圍堵機關，相信無關市民也感到了諸多不便。
企業拖欠農民兄弟一年上頭的血汗錢、辛苦錢，在過去和當下的中國，也不算什么新鮮事。各級政府歷來也十分重視農民工工資的按時兌現、發放，這類事件在減少、在規范。年前安康的討薪事件，也在政府的努力下得到平息，在外辛勞一年的農民兄弟，也回家過年了。
不管怎么說，被拖欠工錢，這個年過得不會那么順氣，甚至幾杯農家臘酒，也不能消解心中的憤懣。但不管怎么說，年還是過了，相信在傳統的文化氛圍中，有氣的氣多少會消一些，畢竟日子是向前的，年過完了，新的一年還要再好好過，農民兄弟還要再次踏下離鄉的遙路，為下一輪的幸福打拼。
但年是過了，矛盾也暫時消解了，事情遠沒有就此止住。問題的根子可能還在，如果不從春天謀劃起，到了年底，同樣的事件再次登場，這實在是我們全體社會，包括政府在內，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農民進城打工，融入社會，或只是城市的過客，都是我們社會管理的重大因素。說過頭一些，更是我們維護穩定的重大因素。道理很明白，做起來細枝末節很多。就說農民工工資問題，恐怕是農民進城群體最大的穩定因素了，因此中央和地方，也早有一系列措施加以規范、強化。拖欠農民工工資，從法律上講，也是大事情，法律的保障性也是顯見的。問題往往出在落實，落實一打折扣，橫生節枝的事就層出不窮。
市場經濟發育程度高的發達地方，也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但多數地方也找到了破解難題的辦法，真正拖欠企業是少數，惡意欠薪更是不多見。政府主導設置了三條底線，一是農民薪酬保證基金，由用工企業進場前預交，政府勞動保障部門專戶監管，用于保障年終農民工工資能有序兌現；二是政府根據本地農民工就業和工程建設情況，建立墊付基金，遇有拖欠糾紛時先向農民工代付，事后政府與用工企業結清，有時視情還會向企業加罰；三是法律措施，對拖欠企業，特別是惡意拖欠企業的法人代表，打預警提前量，進行司法干預，必要時實行財產保全，以確保農民工工資不落空，或陷入長久爭端。
這里面有一個地方政府的發展觀念問題，即發展是以維護人的權益為重心的，正確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在正常發展和法律的框架下，政府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提供最優化的環境，也即政府與企業是朋友和親人關系，在企業違法違規且形成多數人利益損害時，政府要敢于做“惡人頭”，用法律的手段調節企業的不規范行為，敢于做企業的“敵人、對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企業也不能例外，長此以往，良好的市場環境得以建立，人人得以自覺遵循，政府盡到了本職。一些發達地區，還大力實行劣質企業退場和門禁政策，讓那些實力不足或行為惡意拖欠勞動者報酬造成社會矛盾，或無視法律破壞資源環境的企業，清理出本地市場。我們安康前幾年也清理了類似的企業，社會反響是相當良好，也對無視市場規范的企業是謂警示。
劣幣驅逐良幣，關鍵在杜絕或減少劣幣。政府的大無畏，才可能使劣幣少些，再少些。拖欠農民工工資也一樣，政府建立預警機制，并切實把握主動權，在處置類似矛盾沖突時，才更加有力及時，也才能更多地贏得權益所有者的理解支持，社會穩定才能得以保證。在“三期疊加”的新常態下，維護社會穩定怎么講都不過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同志的多次講話指出，維穩關鍵在于維權，這才是治病的良藥，是開門的金鑰匙，是抓住了社會管理的根本，而不是草長鶯飛、雜花生樹的場面效應。即將出臺的全國公安體制改革，再次將這個道理闡明得十分充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