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涌起的改革開放大潮，深刻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一代代志士仁人渴望并為之前赴后繼的民族復興，到今天夢想已如此接近。40年來的風雨歷程，滄桑巨變，我們見證并親身經歷了一個偉大民族的崛起與強大，一代代傲立潮頭的勇者、智者、敏者，以及為了更多人幸福的仁者，他們用青春譜寫出時代贊歌，他們更是“中國精神”的踐行者。
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主題展
“改革開放四十年里的中國精神”主題論壇
2018年9月5日，在“華山論劍 創新中國”9.8首屆西安企業家節?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高峰論壇——華山論劍西鳳酒2018品牌文化峰會上，著名文化學者、絲路文化大使肖云儒；資深媒體人、錦繡麒麟傳媒創始人楊錦麟；拙見創始人、總策劃田延友共同圍繞“改革開放四十年里的中國精神”進行了精彩論見，讓我們一起跟隨各位大咖踏上這段思想之旅……
著名文化學者、絲路文化大使肖云儒
* 改革開放40年，我們哲學上認識到矛盾的斗爭性、同一性的辯證關系
40年前當我38歲的時候，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可我已經經歷了13年的下放。在這個時候我想起了黑格爾的一點話，黑格爾說“當你苦惱和困境的時候你就去找哲學”。我開始讀書，后來我歸結出一個哲學觀點：我們這些年來的變動，這些年來的災難，和我們國家走過的曲折，歸根到底是把矛盾目的斗爭性放大化，而忽視在事物發展中矛盾的同一性。之后我將自己的思考寫成了一篇文章，重視發揮矛盾的同一性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歸結了我們所有的曲折都是將矛盾目的斗爭性放大，將矛盾性絕對化，把矛盾性超越化，超越它的臨界值而沒有充分發揮同一性。
同一性是什么？第一是矛盾雙方的互相依存，互相轉化；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黑格爾的主觀文學論的時候變成了馬克思主義，它是可以轉化，可以反擊的，它不完全都是我們的敵人。第二是矛盾斗爭一定不能超越化，不能越過臨界值；在我1958年我剛上大學，第一年我在學生食堂吃過100個菜，甚至超過現在的自助餐，但是第二年開始，我們一個菜都吃不上，因為它超越了預限遭受到了報復性的打擊。
* 中國規模性經濟應該向質量性經濟轉型
中國的追趕超越是非常明顯的，在絲路沿線三四十個國家都能夠看到中國的身影，中國各方面的文化影響。我覺得中國規模性經濟如何向質量性經濟轉型，這是我們走進世界和中亞，走進去世界舞臺中央最關鍵的一步。在規模數量上去之后如何取得質量的平衡，這是我們當前要抓的事。而要抓好這個事需要依靠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科學技術，沒有科學技術，就只有等待技術的規模擴大。另一方面是企業家，企業家、科學家、文藝家一切從事創造性勞動的人，他的思維除了需要科技思維、邏輯思維外，一定要有靈感思維，沒有靈感思維很難突破。所以我認為中國在經濟質量上要上去，一方面依靠是要科學技術，另一方面依靠要企業家。當然，也需要更為寬松的市場經濟環境。
* 西安應該成為一座有文化內涵的、典雅的、有歷史縱深的、老百姓有幸福感的城市
“給世界一個新西安”圖片展
“北上之后 唯有長安”，這個話看在什么語境，什么時間和空間下說。我曾經去少林寺講過一次課，課后釋永信說陜西的佛教寺廟沒有抓住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而少林寺抓住了“武生武打”這一核心競爭力，讓少林寺世界知名，在佛教的影響更大的法門寺卻不能如此被大家了解。如今，西商、陜商、秦商，多項信息紊亂，形成不了信息疊加，因此造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復性的印象，這可能是陜西經濟的一個問題。
西安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我覺得歷史留存應該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文化的資料性留存，絲毫不能動。另外一部分是活著的歷史文化遺存，它需要通過當下的文化市場向老百姓傳播。
發揮西安的歷史文化優勢，首先應該將這二者剝離，一方面將需要一絲不茍保存的資料性留存保存好研究好。一方面將活著的遺存解放出來，讓它們大膽走向市場，進行新創造，與當下的青年觀眾相結合，讓歷史如何浮活在年輕人的心中。
其次，歷史留存資料如何轉化為活態的存在，我們還需要有更寬廣的思路，我們不能僅僅從旅游的角度將歷史文化留存觀賞化。數字敦煌就是通過數字科技，你可以從解說到背景將敦煌的前世今生全部了解，如何將歷史留存轉化為到現代平臺，這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
最后，西安甚至是陜西應該進行全民的歷史文化普及教育，讓每一個人都不愧為西安市民，每一個人都能夠當西安乃至陜西歷史、中國歷史的講解人，形象人。
作為一位西安市老居民，我并不希望在經濟規模上過大的做大西安和陜西，因為那必然帶來各種社會設施，各種社會管理和居民幸福感的不配套。西安不應該僅僅成為一個GDP躋身前五位或者前幾位的城市，而應該成為一座有文化內涵的、典雅的、有歷史縱深的、老百姓有幸福感的城市。羅馬和埃及在介紹自己時常用的名片是“四大古都之一”，向外展示的是自己的文化財富。不過，他們最后常常會說 “當然，我們不如古代的長安”，可見長安的影響世界公認。所以我希望西安成為“綜合指標的現代化的生態的文化的城市”。
資深媒體人、錦繡麒麟傳媒創始人楊錦麟楊
* 陜西自古就擁有走向成功的基因
劉強東是典型的企業家，也具有企業家精神，他造就了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在美國上市上千億市值的企業。他擁有企業家的冒險精神、進取精神，有想象力。楊禹解讀十九大報告指出“把改革進行到底”，張杰院長給我們揭示了人的未來。張維迎先生的企業家精神里少說了一個案例，香港是關于移民基因非常好的一個案例，它具有極強的移民者特質，城市的發展需要企業家。一個城市有沒有活力，有沒有創造力，怎么善待本地的居民和外地的居民是一個大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給非洲600億美元的簽單是有道理的，因為非洲智人很早就具有“移民基因”，習近平總書記做了一次深謀遠慮的布局。王永康書記近兩年為西安大力引進五湖四海的人才，我認為這也是戰略部署。陜西的原住民很多從西域來，陜西也有成功的基因。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模擬數據我覺得很提氣，這應該是林毅夫先生的預測，也是黨中央希望達到的目標，同時也是海外僑胞希望看到的。張杰院長分享的中興芯片事件暴露了我們的短板和不足。當我們一直處于第二的位置，我們怎么成為第一？我們的血性在哪里？我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在陜甘寧邊區艱苦卓絕的精氣神現在在哪里？陜西人更不要妄自菲薄，因為漢唐盛世中國“改革開放”最早的城市是西安。40年以前經濟特區的概念源自于陜甘寧邊區，包括習仲勛在內的高層人員，是從陜甘寧找到了對外改革開放的勇敢。我們處在一個大時代轉變的節點，這對陜西實現追趕超越其實是個很多好的機會。
* 華山論劍西鳳酒的“勇、智、敏、仁”就是企業家精神。
“北上之后 唯有長安”，長安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是無可替代的。唐時的長安是座移民城市，20%的公務員都是外國人，具有極強移民基因的。自古以來的“血性”，才是中華民族應該振興的屬性，而陜西責無旁貸。八千秦川唱著秦腔，寧死不屈，這就是血性，就是國家精神是什么？國家精神是什么？吃羊肉泡饃的人才是理所當然的中國民族的脊梁和血性的榜樣。2009年我去過延安，思考過延安怎么和現代文明相結合，怎么和企業家的精神相結合？其實，陜西的企業家們也在探討，后來發現華山論劍西鳳酒“勇、智、敏、仁”這四個字就是企業家精神。華山論劍西鳳酒最初只是一個概念，如今成為一個全國品牌，依靠的就是 “勇、智、敏、仁”四個字，就是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不是每個人都具備，但這種精神整個社會需要普及和提倡，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精神”的提取才有時代的內涵。
* 思想的解放和自由才是我們追求的民族尊嚴最主要的方面
紀念改革開放40年，處在新的歷史節點的我們就要展望未來。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三個思想來源無法回避，第一是傳統文化，第二是馬克思主義，第三是民主科學。五四運動引進了西方新思想，中國一百年以來所有的歷史變遷，都是這三股力量不斷交互形成的合力推動的，歷史終極會出現像改革開放這樣前所未有的發展。所有的事物，首先是解決思想。改革開放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思想解放。所以，中國要走向偉大的文化復興，真正意義的強國不是總量經濟超越多少，而是文化軟實力、巧實力和硬實力。所有的前提人是最主要的因素，思想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才是我們追求的民族尊嚴最主要的方面。一百年來仁人志士所有艱苦卓絕的奮斗，所有的犧牲都是為了追求人最終的解放，包括思想解放，政府引導之下的市場經濟需要更多的讓市場來決定。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已經證明，人以及人不受更多的約束，思想解放才是促進生產力最關鍵的要素。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甚至于人類文明的集大成都必須解放人的思想。
* 讓老百姓擁有獲得感最重要，讓人的積極因素得到釋放
陜西有陜西的特點，西安有西安的特色，與其他中心城市進行比較很容易造成假大空和做表面文章。中國有一條“胡煥庸線”，它揭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走勢與一般規律，但我們相信英勇的中國人民，陜西人民能夠打破這條線的宿命。50年代大躍進的經歷告訴我們，和跟誰比不重要，讓老百姓有獲得感最重要，陜西和西安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把陜西和西安建設好。企業家經營企業擁有相應的自由空間，讓市場經濟規律來決定企業命運，讓所有的企業家都具有企業家的精神。如此，陜西就可以穩健地往前走。
對待移民，所有具有厚重歷史的都城都要克服“排外”，要有容納五湖四海的胸懷。陜西應該讓所有能在陜西立足、求學和安居樂業的人有一天自豪和響亮地告訴大家，我是中國陜西人，讓人的積極因素得到釋放。
拙見創始人、總策劃田延友
當我們談到陜西，談到西安發展都會關注或者繞不開的一個平衡點，厚重的歷史和未來的鏈接，到底回望歷史多一些，從歷史中提取自信還是直接用科技鏈接未來和世界同步。肖老師有一個觀念對我觸動很大，他對西安定位發展的有一個排序，第一個區位優勢，西安所處的地理位置；第二是科技優勢，我們有航天技術等優勢；第三才是文化優勢。
我們談到了改革開放40年和西安的契合點，還有一件事是在座的企業家，包括華山論劍品牌以及政府領導特別關注的：如何將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無縫連接溝通機制建立起來。在我以前的觀念中，這是國內的些企業家和各級政府需要面對的，后來我發現這是個國際化的問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生用《伴你左右》《你知道我在等你嗎》《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幾首歌講政府和企業家之間的關系。從政府的角度講企業家遠遠不止用這幾首歌表達自己的心聲。最主要的是我們如何用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理性又是科學的表達方式，將兩者之間溝通的隔閡打通。
中國趕超美國，用改革開放40年突飛猛進，勇往直前。如果給西安一個時間表，給陜西一個時間表，要在國內其他省份里面甚至排在北上廣深的前面，會在二零多少年？這是每一個陜西人應該思考和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