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野蠻生長”進階為“有序發展”——
對癥下藥，規范民辦教育培訓機構
■半數以上在校中小學生曾參加過校外培訓，近95%的市場份額被中小型機構占據
■不少民辦教育培訓機構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教育行政部門管理，在工商部門注冊，為公司性質
■部分教學人員兼有“教師”和“銷售者”雙重身份，流動性大、更換頻繁，培訓效果難以保證
“這個寒假，究竟該不該給孩子報校外輔導班”“各種校外教育培訓機構讓人眼花繚亂，一時真是無從選擇”“該如何辨別哪些校外培訓機構是有資質的，哪些不具備辦學資格呢”“在接受校外培訓機構輔導的過程中，如果遇到教學質量或信譽的問題，該向哪個部門反映呢”……隨著寒假的到來，校外培訓機構又成為家長普遍關注的熱點，而長期以來困擾民辦教育培訓行業發展的難題，也再次成為學者和專家討論的焦點。
根據中國教育學會2016年底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已經成長為一個體量巨大的市場，2016年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輔導機構教師規模700萬至850萬人。而根據新浪數據中心此前聯合某教育機構發布的《2017全國中小學生課外培訓調查報告》，在為補習“埋單”的家庭中，一半以上中小學生每年參加課外輔導的花費為2000—10000元，更有13.7%的家庭每年為教育培訓花費達2萬以上。
一邊是市場風生水起，社會資本競相涌入，一邊是質量良莠不齊、教學水準頻遭詬病，教育培訓機構究竟該如何規范管理？尤其是在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施行后，教育培訓機構如何在嚴格規范的同時積極發展？日前，中國教育學會組織召開全國民辦培訓機構規范管理研討會，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以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門一致認為，從“野蠻生長”進階為“有序發展”，規范民辦教育培訓機構需“對癥下藥”。
現狀：
諸多“頑疾”并發，難題挑戰共存
作為校內教學的有益補充，民辦教育培訓機構近些年來越來越多地承載起學生對于教育多樣化、個性化和分眾化的需要，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近年來民辦教育培訓行業風生水起，被受眾需要的同時，也得到了資本市場的青睞。
但我們必須同時看到，無證辦學、教育質量不高、教師隊伍流動性強、教學質量難以保障、遇到學費糾紛時學生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等問題，也作為“頑疾”“痼疾”長期困擾民辦教育培訓行業的健康發展。“多年來，對于民辦培訓機構的發展，有一個形容詞叫‘野蠻生長’，這是一個貶義詞，是說這個行業雖然發展很快、規模很大、勢頭很猛，但在規范管理、教育教學等方面仍存在很多問題。”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楊念魯這樣概述當前民辦培訓行業的總體狀況。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6年，我國中小學在校學生人數約為1.82億，而這其中，據中國教育學會統計的數據顯示，參加過校外培訓的學生人數為1.37億次，這就意味著，半數以上的在校中小學生曾參加過校外培訓。“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而特別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整個民辦教育培訓行業中，近95%的市場份額被眾多中小型機構占據，幾家大的教育培訓機構所占份額不超過整個市場份額的5%，相對而言，對小機構的監管更難，對主管部門的挑戰更大。”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分析。
除了規模，還需要被關注的是培訓機構收費的增速。“一些教育培訓機構的收費以每天10%左右的速度上漲，收費越來越貴，這也是行業迅猛發展，但是仍不夠規范的重要表現”，薛二勇談及，“還有一個數字讓人憂慮，據不完全統計，民辦教育培訓機構中，證照齊全的比例不到20%，這給行業帶來了巨大的風險，直接表現為：機構違法違規成本低、教學質量無保障、價格機制混亂，聘用的教師無資質、教師專業水平參差不齊、流動率過高，教學無保障等”。
在行業的監管與治理方面，也存在諸多難題，有學者談道，“很多培訓機構是在工商部門進行注冊的，那么，培訓機構一旦出了問題，究竟歸教育部門管，還是歸工商部門管？管理上應如何理順？”還有學者談道，“很多教育培訓機構是以教育咨詢公司或者教育科技咨詢公司的名義開展教學活動，未在教育部門注冊備案，這從本質上講都是不規范的”。
“在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施行之前，民辦教育培訓機構雖然叫培訓機構，聽起來屬教育范疇，但一定程度已脫離了教育行政部門的管理，大量機構為公司性質，在工商部門注冊。盡管有少量經過了教育行政部門的前置審批，教育行政部門對其監管力度也還不夠。”楊念魯介紹。
成因：
體制機制尚未健全，監管和執法力度不夠
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民辦教育研究院院長周海濤教授看來，民辦教育培訓行業之所以出現諸多問題，首先是因身份地位模糊不清。“現有民辦培訓機構是否需要根據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重新選擇為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從事義務教育階段的課外輔導究竟屬合規還是違規等問題還未明確；其次，公益導向亟須體現。需要盡快明確教育培訓活動對教育秩序的正向效應如何發揮等問題；還有準入退出門檻不一，辦學準入門檻設置標準不明晰的問題。各地對舉辦者、法定代表、理事會成員資質，場地房屋屬性、權屬要求不一，個別地區退出手續煩瑣，導致培訓機構中的‘僵尸學校’仍大量存在。”
周海濤談道：還有培訓質量良莠不齊，科研力量不足，師資水平亟須提高，部分教學人員處于“教師”兼“銷售者”雙重身份的糾結中，教師流動性大，更換頻繁，培訓效果和質量難以保證等。此外，辦學行為也有待規范。仍存在無證無照的“假學校”或機構租用場地掛靠有資質的單位進行欺詐性招生，或超范圍經營，擅自變更登記事項的范圍，未經審批跨區辦學，一證多點辦學等現象；還有市場監管有待補位，監管力量不足帶來的消費者合法權益無法充分保障等問題。
“在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施行之前，教育行政部門僅有吊銷辦學許可證的處罰權力，對那些無證辦學機構沒有執法權，而在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施行之后，雖然對責任有了清晰的劃分，但由于沒有專門的執法機構與執法人員，依然難以開展現場執法。”在成都市教育局政策法規處處長曾晶看來，以往，民辦教育培訓行業發展不規范，最重要的困難體現在機制層面，“教育部門與民政部門、工商部門的管理邊界尚未理清。”
對策：
做好頂層設計和系統規劃至關重要
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支持和規范社會力量興辦教育，這是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教育事業發展的要求。盡快規范民辦教育培訓機構，使其從野蠻生長的階段盡快發展為有序、健康的成長，還需要做好頂層設計和系統規劃。
“首先要明確教育培訓機構的內涵和外延，界定清楚教育培訓的類別和培訓內容，明確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的法律地位。同時要不斷提高教育培訓質量，防止資本過度控制教育行業，加強內涵建設，引導更多培訓機構把精力放到提高教育品質上。要完善準入和退出機制，規范培訓機構的登記秩序，避免教育和工商部門之間的管理真空，制定可操作的退出機制。同時，在師資隊伍方面，重視培訓隊伍的建設，完善推進教師資格認證制度，全面提升教師師德素養。”周海濤談道。
“特別重要的是監管機制方面，民辦教育的監管，要慢慢從管事業向管市場、管行業方面轉換，盡快明確監管責任主體，健全聯合執法機制。此外，要強化教育培訓機構評估。建立起包括法定資質、財務情況、有無不正當競爭和不實招生宣傳、風險控制等在內的評估指標體系。”周海濤介紹。
行業協會的作用也十分關鍵。記者從中國教育學會獲悉，學會已經開展了包括設立規范管理試驗區、研制專業標準、搭建專業規范管理信息化平臺、推出第三方認證體系等在內的行業規范和指導工作。
(記者 趙婀娜 實習生于小珊參與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