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農歷新年還有不到一個月，農民工返鄉過節的時間越來越近，這段時間也是他們維權的高峰期。1月上旬，記者跟蹤采訪了法律援助律師幫助農民工維權的幾個案件。
13天就追回了19萬余元的工資款
2017年11月13日，何貽美等12名農民工走上了討薪之路。幸運的是，她們在援助律師的幫助下，13天就追回了19萬余元的工資款。
從2017年2月開始，何貽美等人就在被告公司的項目中施工，工程結束了，公司卻不支付工資。在多次找公司未果后，她們找到了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
經過近10天的事實核實、證據材料準備，2017年11月22日，該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師李麗輝趕去法院立案。案子很快得以立案。有了法院的介入，何貽美所服務的公司立即表示同意溝通、調解。2017年11月26日，何貽美等12名農民工順利拿到了工資款。
“農民工討薪案件，平均辦案周期是11個月。”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佟麗華介紹，13天拿到拖欠工資，這離不開政策制度對農民工權益的有力保障，2017年人社部就專門印發《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管理暫行辦法》。
“2011年之前，一到年底，我們援助中心的大門是關不上的，里里外外都是尋求幫助討薪的農民工。”已經幫助農民工維權13年之久的時福茂律師，見證了這些年農民工維權的變遷：“討薪仍是農民工維權的重要一類，但無論是案件數還是涉及人數，都有較大幅度下降，單純欠薪案件明顯減少。”
“終于不用再為工傷賠償鬧心了”
相比于何貽美，農民工張志學的維權之路相對漫長，但也更得益于國家的好政策。
2011年11月12日凌晨，在物流公司做裝卸工的張志學，工作時左手拇指被傳送帶擠傷。送到醫院治療，涉事公司從未主動賠付，張志學只好走法律程序。由于之前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涉事公司并不承認張志學與其存在勞動關系，直到經過了勞動仲裁、法院一審、二審，勞動關系才得以確認。后來雙方又在工傷賠償數額上發生分歧，2013年雙方再次進入仲裁程序，涉事公司為了逃避責任，不再出庭。
終于，張志學拿到了要求公司賠償18.3萬余元的裁決書，可是他一直沒有拿到賠償款，又向法院遞上了申請強制執行書。
執行過程中，法院通過執行信息查詢中心，執行回款只有1060元。被執行公司跟法院打起了游擊，查不到房產、車輛以及可供執行的銀行存款。
悲劇不能由農民工一個人來承擔。2011年7月1日，《社會保險法》和《社會保險法實施細則》正式實施，其中確立了醫療費用、工傷保險待遇的先行支付制度，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的用人單位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政府“買單”后再向違法單位追償，保障工傷職工及時獲得補償。
從2016年7月起，時福茂律師代表張志學多次前往涉事公司所在地的社保中心。“支付科已經在走程序了，應該很快就有消息。”2017年5月，張志學的申請有了確定答復。“10萬余元的款項到位了！”2018年1月4日，時福茂收到了張志學的報喜信息。今年春節，張志學一家終于不用再為工傷賠償鬧心了。
農民工工傷維權依然程序復雜而漫長
農民工工傷維權，程序復雜而漫長。“討薪案件平均時間是11個月，工傷案件的平均時長2年以上。”時福茂介紹：“相對于討薪，工傷案件往往請求的支付額比較大。一旦發生人身傷害，就會涉及醫療費、交通費等各種費用。很多農民工的所在單位是小公司，賠付會給公司生存帶來很大影響。”
法律援助律師張志友曾代理一起工傷案件。“李某在建筑工地受工傷。由于建筑領域相關法律規定不明確，法院操作不統一，追究公司的工傷賠償責任難度很大。”張志友介紹，案件先后經過5次仲裁、訴訟，耗時4年時間，裁決確定公司支付工傷賠償時，公司財產卻早已轉移，后來經過申請追加被執行人，工傷賠償問題才得到解決。
記者了解到，在有關工傷的索賠案件中，涉及的往往不是一個爭議，而是圍繞工傷問題的一系列爭議。比如，確認勞動關系的爭議、是否為工傷的爭議、傷殘鑒定的爭議、工傷待遇的爭議，幾乎每一個爭議都需要經歷“一裁二審”的程序。
近年來，職業病問題也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很多職業病，特別是塵肺病，是不可逆轉的，只能依靠醫療減輕癥狀或者維持現狀。如果得不到及時補償，患者及其家庭往往會因病致貧。
職業病是緩慢積累的過程，具有隱蔽性，往往在工作多年后才發病。此時，農民工可能已經離職或者單位早已關停，導致農民工維權更為艱辛。職業病與工作環境直接相關，這也導致職業病常以群體形式爆發。
“按照法律規定，職業病診斷需要用人單位提供勞動者職業史和職業病危害接觸史、工作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結果等資料，而農民工一旦發覺患病，用人單位有時連最基礎的勞動關系也不承認。”佟麗華表示，2011年，我國對職業病防治法進行了修訂，不過職業病監管主體在法律上仍不明確。
無故解雇案件減少，變相辭退開始增多
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不簽訂勞動合同，在一年之內需向勞動者支付雙倍工資；超過一年的，視為雙方存在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推動了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問題的解決。但是，用人單位開始通過各種方式規避責任，比如合同簽完后由單位收回，勞動者并沒有留存；讓勞動者簽訂空白合同。
作為一名女性法律援助律師，武婕對女性農民工維權格外關注。“近些年來，有些用人單位從以往的失敗案例中學到了‘教訓’，直接解雇勞動者的案件越來越少，隨之增多的是用各種方式迫使勞動者主動辭職。” 武婕介紹，這種變相辭退在女性農民工身上尤其明顯。
徐女士遭到鞋城辭退就是其中一個案例。徐女士原是一家鞋城的女工，從事庫房管理工作。員工入職前，為了不給她們繳納社會保險，鞋城要求員工提交在其他公司繳納社會保險的證明。徐女士為了獲得這份工作，只能找其他公司出具證明，并和公司簽訂了“勞務合同”，約定公司無需為其繳納社會保險。
2017年7月，鞋城為了控制用人成本，開始清退員工，徐女士也在其中。鞋城表示僅支付員工一個月的違約金。在解除合同前，徐女士請了幾天假，公司表示，“如果不接受一個月的補償金，就按曠工解除合同。”經過法律援助律師的幫助，案件最終通過仲裁解決，公司一次性支付徐女士2.2萬余元。
農民工被解雇案件為何高發？佟麗華分析，除了勞動者權利意識提高、技術創新對企業用工的影響外，農民工從事的工作技術含量低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比如有些公司對員工的工作技能和經驗要求低，解雇農民工對企業經營影響不大，并能迅速找到替代人選。
